《老子》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

二、在“释古”语境中的老子思想

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老子》一书的名称起码有六个，即《老子》、《道德经》、《道经》、《德经》、《德道经》、《五千言》等。《老子》的原貌如何？有多少章？上下篇是怎样划分的？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老子》一书是否出于李耳之手？究竟是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成书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梁启超在评胡适《中国思想史大纲》时，用“六条证据”断言《老子》一书出自战国之末，以后，有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张季同、罗根泽、冯友兰、熊伟、张西堂等学者撰文，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书。他们所依据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时代精神、语体文风、语言方式、流播方式、学者引述、民俗习惯等，以此判断其为战国时书。

老子思想

如梁启超认为，老聃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与《五千言》中那种反礼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象为老聃所书。老聃有一句话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话。并从《老子》中找出了“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词，认为不是春秋时人所能作，而是战国时的用语，并认为墨子孟子书中未论及老子。罗根泽认为，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提出“不尚贤”，那么，“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钱穆认为：“孔墨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质实，而老独玄妙。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是战国时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如《论语》)。而顾颉刚认为《老子》是赋体，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罗根泽和冯友兰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几乎剥夺了老子的著作权。

其实，以上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此不具引。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哲人的思想早年与晚年发生变化的可谓多矣，或许正因为老子深知礼的弊端，才由知礼到反礼的；至于战国辞语问题，只能说明《老子》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尚贤”在先秦文献中不独为墨子的专利；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说明其时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为谁也不敢说《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庄子也未提到《孟子》，这并不能证明《易》、《庄子》是伪作。至于文体，我以为《老子》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似更接近于《诗经》。《诗》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私人著作当以《论语》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经不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