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是由自己内心认定的

庄子讲：“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庄子·逍遥游》)这就是说，是非是由自己内心认定的，不是多数人甚至全天下的人所能改变的，所能左右的。选举可以表达多数人的意愿，但不能确定是非。而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里。真理的发现，不可能是千百万人同时进行的，一定是少数人首先发现的。一旦发现了真理，即使有千百万人反对，也要坚持下去。这是一种自信心。

墨子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符合古代圣王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不符合古代圣王的做法，就是错误的。这是将圣王的言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庄子认为圣王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在床上睡觉，但不能认为泥鳅在烂泥睡觉就不对，也不能认为猿猴挂在树枝上睡觉也不对。人自以为高贵，比万物都灵，但是人的习性也不能作为万物判断是非的标准。汉代人继承庄子的思想，提出更多的材料论证这种观点。《淮南鸿烈·齐俗篇》提出“天下是非无所定”的命题，认为是非在不同人、不同地方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是非不是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主术篇》)即使是高贵的圣王，其言行也不都是正确的，也未必都可以作为是非的标准。同样是圣王，他们的言行，有时也会有相抵触的地方。不是官越大说的话也就越正确。

个人意见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齐俗篇》)我认为不对的，别人未必也这么看。我认为对的，世俗未必赞同。就是圣王，他的意见也不能作为天下判断是非的标准。以自己思想为是非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

职业、立场不同对是非看法也不同

“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汜论篇》)

志趣、学问、思想观念不同，则是非观不同甚至相反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孔子提倡礼乐教化，墨子反对；墨子提倡兼爱、尚贤、右鬼、非命，杨朱反对；杨朱提倡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受外物的拖累，孟子反对。他们都是圣贤，对是非没有一致的看法。

殷朝末年，纣为暴君，比干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箕子知道进谏无用，装作发疯保存性命。比干不是不知道箕子装疯可以保存性命，但是他选择了直行尽忠，宁可牺牲，也不愿意装疯来保存性命。现在如果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认为比干愚蠢；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就是卑鄙的。

编辑注评

《淮南鸿烈·齐俗篇》说，世俗的人以成功者为贤人，以解决难题为智慧，以遭遇灾难为愚蠢，以牺牲为戆厚。实际上就是说各人价值取向不同，各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