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公平，另外一方面对人有恩有义，才使得诸葛亮的核心协调功能非常成功。他动员这三群有限的资源，结合成一个非常灵活的组织体。此外，他的政府里面，分成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政务官，另一个是常任文官系统，各位如果看《前出师表》，你可以看到推荐给朝廷的，没有大将，没有高官，没有做州郡长官的人，也没有朝里做丞相的。他推荐了蒋宛、董允，这些人可以辅佐皇帝；另外一位是将军向宠，他做的是管理军队的后勤补给，升迁调派……不是军令系统，而是军政系统，叫作“督”，他委任将军向宠做军中的督，是经过众人的推荐，他咨询了大家的意见，说这个人公平，他才用这个人做督。向宠不指挥作战，只做军队的行政后勤工作。

 

从上述可知，除了通常我们看得见的官员、执行者和决策者以外，他还有这么一批专门做管理事务的人。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国内还治理得很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常任事务官在那儿。我们今天总是忽视常任官，每一个常任官做得好了，就向上升迁，永远没有留在那儿专门管事情的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而诸葛亮所做的这些也是靠着法家的理论。诸葛亮自己注解申、韩，可是他不像曹操将才与性分开，他是才性相合的，也是儒法两家合起来的理论。所以诸葛亮辅助刘阿斗，总是劝他“近贤臣，远小人”，他是注重品德的，不是只注重才能。诸葛亮的法家，是儒法相掺的一个理论，可说是真正直接衔接，继承汉朝的一个思想体系。不过他没有拿汉朝举孝廉的那个制度在四川彻底执行，因为他不想因为举孝廉的制度而颠覆了他三批人才的平衡合作体制。如果又用察举，地方力量一定会将荆襄力量与凉州力量排除掉，而且地方力量是不能单独支撑大局的。这两大力量，一批凉州力量，一批荆襄文人，不能完全从地方上出来。因此诸葛亮不采用汉朝长久执行的地方选才的制度，而是用这三种力量相掺的制度。

 

当然，假如说诸葛亮活得更长，或者蜀汉维持更长久，我想他必定要改变荆襄人士子孙，也必定要慢慢建立地方基础，凉州武力必定也会产生文才。但是蜀汉没有维持太长久，第二代基本上没有出现，所以就没有发生中间要转型变成另外一种更适合地方性的制度。如果到了那个阶段，就必须转换出一个新的体制，要有良好的人才来源及人才培育制度，重要的是怎样落实本土化，却又不将外来人才投闲置散。

 

（责任编辑：潇湘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