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同时也是佛教慈善渊源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梵文中，“慈”含有纯粹的友爱之情，“悲”为哀怜、同情之意。对于奉佛信众来说，欲成圣佛，必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佛门还进一步讲“大慈大悲”，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人格。

 

    　佛教徒要摆脱轮回，出离三界，应怀慈悲精神，以正、悟、智、善的慈航普度众生，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大宝积经》云:“能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普为众生，等行大悲。”佛法这种不舍世间、不舍众生的利他精神也同样在《法华经》中得到揭示:“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所以，佛教高僧都深怀大慈大悲之心，把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救济事业看成是慈悲之心的外化。同时，又时时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宏的胸襟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求得菩提的护佑。

 

   　 综上而论，我们认为本土化了的中国佛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的伦理宗教了。它以兴善止恶、改恶迁善为佛法之大端，要求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即是在慈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敦促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内省律己，克服私欲，去恶从善，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在佛教慈善观和世俗道义的影响下，佛门弟子以慈悲为首，以度人为念，愍念众生之苦，甘愿为十方人做桥，度脱一切。

 

    　这样，佛教的慈善伦理情怀与儒家仁爱之心、仁义之道就具有了相通之义。或许如此，唐宋以降，即使在儒学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盛世，佛教也能摄儒入佛得以发展，并实现儒佛交融。民国有慈善家对此有这样的评说:“儒学盛兴之极，乃有佛教，儒、释、道相互传衍，数千年来深入人心，成为风俗。”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的劝善书、功过格往往是融会儒佛道诸家的慈善思想，大力地对普通民众宣讲积德行善，或进行劝募劝捐，以便形成仁风善俗。

 

 

    　以因缘果报论为基础的佛教劝善理论是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渐趋丰富的。两晋南北朝之际，佛教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佛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劝善典籍，既有佛门疑伪经，又有释氏辅教书之类的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及变文、俗讲，还有与儒道两家劝善书相近的佛门劝善书。

 

    　北魏时，昙靖作《提谓波利经》二卷，以善恶报应宣扬持斋修行、止恶行善，成为高僧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劝导民众的宗教善行的典范。此外，《佛说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经》、《劝善经》等代表的劝善疑伪经，都是借佛教经论向世俗社会进行劝诫，化导民众，并将善恶果报论贯穿其中。南北朝之际，善恶果报等思想已深入中国民众的观念之中。为辅助教化，劝善理论还与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产生了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书”，见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观世音应验记》就是当时佛门感应记的代表之作，以叙述佛教的神异及善恶报应的真实灵验和人们现实中的祈福禳灾为主题，与志怪小说类的“释氏辅教书”相呼应，为佛教震耸世俗、止恶扬善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推动了同时期佛教寺院慈善事业的发展。

 

北魏文成帝时，始建“僧祗粟”之制，划出一部分民户作僧祗户。每逢灾荒时，即以施粥发粟的形式来济贫赈灾。这种佛寺举办的慈善活动在南北朝时十分普遍，许多僧人都舍身于这一领域，《魏书》记载:“僧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魏书•释老志》)尔后，僧尼还主持收养无力自养残疾鳏寡的六疾馆、孤独园。唐宋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和福田院等慈善机构，最初也是由佛寺掌管，普施善行。这与唐代俗讲、俗唱、变文等通俗形式的佛教劝善理论的盛行不无关系。中国佛教的劝善理论，正是通过俗讲、变文等宣传配合，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吸引并劝化了众多的善男信女。人们在听讲佛经中，渐渐受到劝善理论的熏染，自然而然地汲取慈善观念，播下善种，长成善根。从某种意义上讲，劝善理论是佛寺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是一种行善的功德论。中国佛教慈善理论的独有内容和形式，也昭示着佛教伦理的入世行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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