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堪称第一个试图以儒学方式汲取西方“人权”思想的中国人，他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一部人权书。但康有为所谓“人权”，其实是“民权”，即群体的权力，与西方“天赋人权”含意不同。康有为还提倡男女平等，是现代中国女权的最早提倡者。

  以“免苦求乐”为己任

康有为说：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平了天下怎么样呢？不是为了自己坐享功劳，而是为了大家生活幸福。

康有为把儒家的政治理想进一步定义为“免苦求乐”四字，“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他认为，古代圣贤提出的各种办法，都是为了让人们解除痛苦，求得安乐。“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能够让每一个活着的人快乐越来越多，痛苦越来越少，是符合人类进化之道的。在这里，康有为用了“进化”二字，可以看出他将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整合的努力。

将幸福定义为苦少乐多，大致是不错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和追求的。在大家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难免存在名利的得失。得到的就乐，失去的就苦，如何让大家都苦少乐多呢？这是一道从古到今的大难题。康有为试图解决这道难题，但没有成功。他倡导的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告流产了。即使能够实行下去，也未必能出现天下苦少乐多的结局。 

在封建历史上，对这道难题解决得相对比较好的当属唐代。我们不妨看看当时是怎样做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他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还说：“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何让“水”安于载“舟”而不“覆舟”呢？他认为，应该施行善政，让百姓生活幸福。

当时，经过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民生凋敝，“米谷踊贵”。加上天灾频繁，突厥入侵，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据史书记载贞观六年时的情景：“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谨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苦多乐少，自然会闹事，所以社会治安一直很差。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以封德彝为首的一派大臣主张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用对外大动干戈来缓解国内矛盾。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强征暴敛，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以魏征为首的一派大臣却主张实施仁政，与民休息。

李世民倾向于实施仁政，但局势如此混乱，他对于能否达成愿望颇不自信，所以频频召集大臣们磋商，以思良策。

一次，在与大臣们会商时，他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国家处于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短期内很难实现天下大治。”

魏征反驳说：“不然！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因为人在危困之时就会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盼望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如果百姓期盼安定，就容易教化了。这如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是同样的道理。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皇上能静以待民，少征徭役，与民休息，这样一来，百姓安定，国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了。”李世民听了，不由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