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封德彝却站起来反对说：“夏、商、周以后，人情越来越奸诈虚伪，所以秦朝使用严刑峻法，汉代又参用威势权术。他们哪里是不想教化呢？只不过想教化而为形势所迫，不能教化罢了。”

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内的人民而实现了天下大治。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封德彝一时语塞。

李世民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推行王道政治，也就是“圣哲施化，施仁政于民”。魏征在其“圣哲思化”思想的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以静安民的主张，他说：“君王宜修正其身，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君王无为则人民安乐，君王多欲，则人民困苦。”

大臣王硅也说：“民为邦本，是儒家治国大义，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先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君王戒奢从简，不劳役人民，轻徭薄赋，偃武修文，才有望太平。”

最终，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老百姓饱受战乱的创伤，如今得到一个“养伤”机会，痛苦遂逐步减轻。又有了安心生产的条件，物质生活日益富饶，快乐遂日益增多。大唐的综合国力也因之日益强盛，社会开始走向空前的繁荣。以此观之，设法让广大民众苦少乐多，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要点。

但是，历代统治者却总是想出各种花样，给百姓找痛苦。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狭隘的自私心理，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把快乐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一是出于可耻的嫉妒心理，就是看不惯大家生活得快快乐乐。所以说，儒家的政治理想虽然高尚，它与专制体制却是相矛盾的，只有当人民大众能为自己的命运做主时，才会真正出现苦少乐多的太平盛世。

（责任编辑：抱抱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