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有一句传世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他个人的抱负，也是儒家学者的共同理想。这么崇高的目标，恐怕不容易达成。我们更关心的是：他如何找到这样的目标？他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做过什么努力？

张载是陜西人，陜西古为关中之地，而他的学派也称为“关学”。他年轻时热衷于军事，曾想呼召同伴取回被西夏所占的洮西地区。二十一岁时上书范仲淹，畅谈兵学。当时范仲淹受宋仁宗任命为陜西经略安抚副使，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范仲淹见他器宇不凡，就提醒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同时劝他读《中庸》。

他当时读了《中庸》，但觉得有所不足，于是又念了佛教与道家的数据，然后再回到《六经》。三十八岁时，他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对其他学者的期许是：“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

他拜访当时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但相谈不洽，因为他的政治观已经深受孟子影响，主张「法三代，仁政必自经界始」，居然想要取法古人的示范，并以画分田界作为推行仁政的第一步。这其实也是先拚好经济，改善百姓生活，然后再实施教化的构想。他五十岁回归老家，学问渐成系统，教导学生“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他的气魄日益开阔，他说：“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并且认为：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正是：“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

他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就由此展开了。首先，往圣是指孔孟，而绝学是感叹儒家之道久已失传。学术不能复古，若要继承就必须“接着讲”而不能只是“照着讲”。这时挑战有二：一是要由儒家立场批判当时流行的佛教与道家；二是要重新诠释儒家与人生各种问题的关连。

针对佛教，张载的对策是“立气破空”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以“心”作为天地起灭的主宰，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同时，佛教还“以空为真”，认为人生人死皆是幻妄。如果这是真实情况，那么死后轮回又是怎么回事？张载的意思是：万物的原始质料是“气”，气的屈伸即是鬼神：“鬼者，归也“，”神者，伸也“。他说：”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为魂。“这是从《易经·系辞传》得到的理解线索。

针对道家，张载的对策是“以有破无”。老子的思想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能导入消极无为，甚至避世颓废的后果。张载认为，有与无都只是“气”的聚与散，这两者是一体之两种面貌，并无本末之分。

接着，让人好奇的是，这种“气化一元论”（用气的变化来解释万物的存在与发展）真能代表孔孟的思想吗？读过道家《庄子》一书的人都知道，庄子在描写生死时，明白宣称那是“气之聚散”。那么，张载如果坚持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太虚”，而“太虚即气”，那么他就必须说明人性的特殊结构，否则又如何接得上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修行？

张载认为：人有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前者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可以经由学习而改善的。这两者都是人性的组合部分。他的说法是：“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意即：人诞生于世，有了身体，那么气质之性随之出现。这种气质有清有浊，有刚有柔，但总是有所偏执。如果“善反之”，好好回溯本源，譬如读书明理，反身而诚，就会发现原来自己身上还存着天地之性。

天地之性又称“天理”，气质之性则代表了“人欲”。孔孟立“天理”，但其学说失传，以致后人“灭天理而穷人欲”，陷入人欲横流的不堪之境。因此，人生只有一条路，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种观念成为宋明儒学的共识。于是问题成为：人皆有人欲，但人欲必然是恶的吗？答案是：把人欲当成私欲或物欲，那么必然以私害公，造成社会灾难；但是人欲也可以经由修行而成为大公无私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时就显示了“天理”的作用。所谓读书明理，学做圣人，其关键全在此处。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困难。譬如，既然“气”是万物的本源与实质，那么气与天理的关系如何？为何物质性的气，会给人以道德上的要求？人为何一方面要随顺气的变化，如张载所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而同时又须致力于成为完美的圣人？

宋明儒者凡是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大概都无法回避这一类质疑。现代人固然要学习明白天理（人生的应行之道），但同时也知道自己既然是人，就不可能摆脱人欲的束缚。人欲未必是束缚，它也是真实人生的轨道。就像孟子说的，圣人之中，有“清者、和者、任者”，以及像孔子一样的“时者”。清、和、任三者，都离不开特定的气质轨道；“时”则难上加难。宋儒之可贵，未必在其学说，而在其理想高远而心境平和，是即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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