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时的夫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其实已经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了，所以，人们常以“圣人”尊之，但生活中孔子却否认了“圣人”的存在，也从不认可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论语·述而》中就有一条直接证据，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知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列子·仲尼》中更载有孔子答商太宰问的资料：“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这里，孔子甚至否定了“三王五帝”的“圣者”身份，且经过我随导师长期深入的考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孔子认为他的学问多是从“贫且贱”的生活中来，所以“多能鄙事”，而“三王五帝”的贤能则是从“善任智勇者、仁义者或因时者”中得到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有“生而知之”的人存在，一切学问或贤德都是“学而知之”来的，更有孔子“一以贯之”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非“先验主义者”，他对于人们知识产生的本义立场是“学而知之”。

 

    　上述孔子对待知识来源的见解，是我们分析其“知识论”本质的重要证据。而孔子对待知识的总体态度是如《论语·为政》中他所强调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还坚持：“夏礼，杞吾能言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些，都说明空子的认识前提是事实、是感觉经验，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知识论”。

 

   　另外，在对待的标准上，他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就是要人在认识时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另有《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为证，孔子把对人的观察及对其行为的分析带进了认识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孔子的“知识论”是以“学知”为基本倾向，是以事实并结合实际的“力行”为其重点支持，这也正是唯物主义所注重的“事实根据”。

 

  　 孔子虽然认可“生知”，但在哲学的“抽象承认、具体否定”面前，其实很容易发现，他在实际问题上根据自己的学识与实践又否定了“生知”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可能，孔子强调一切知识都由“学知”而获，这也就是他“知识论”的真正倾向与实质。由“生知”过度到“学知”，我们发现，孔子的“知识论”不是“先验主义”，而是从事实出发的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唯物观”及部分科学的“唯心主义”的结合。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