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亦有类似的记述，而且还有孔子在事后的评说：“夫使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灭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使齐国乱了作战计划，从而保存了鲁国，这是夫子原来的意愿，而让晋国加强，吴国灭亡，越国称霸，这些都是子贡游说的结果。夫子认为，子贡“说”得太过火，伤害了信义。

 

然而，《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的这些记述，是没有史实依据，不可置信的。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是在公元前473年，此时距孔子离世已6年，即此一端就可证其无稽之说。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所占的篇幅最长，而其中子贡在各国的游说词便占了约五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司马迁对游说之词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如苏秦及张仪的列传，同样也大量引述其游说词——不过，子贡的那些游说词从何而来，也很令人怀疑，似不能排除“创作”的可能性。

 

将子贡当作纵横家祖师爷的描述，虽然不可信，但子贡巧辞善辩和杰出的外交才能，则是确实无疑的。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王派太宰嚭要求鲁国重温过去的盟约，鲁哀公认为此举可能别有企图，便派遣子贡去婉言拒绝；子贡奉命前往，一番有理有节的话，说得太宰嚭无言以对，重温盟约的事就此作罢。同年，卫侯在吴国会见吴王，谢绝和吴国结盟的要求，吴王于是派兵包围了卫侯的馆舍；当时作为鲁国随行使者的子贡又奉命前往斡旋，子贡带了丝锦去拜见太宰嚭，抓住吴国欲称霸于诸侯的企图，指明围困拘禁卫侯的严重后果，说得太宰嚭心服口服，于是卫侯很快得以解围归国。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鲁国与齐国媾和，子贡作为副使来到齐国。陈成子（即田常）在宾馆会见鲁国使者，宣称齐国会像对待卫国一样，也友好地对待鲁国。正使子服景伯揖请子贡陈言应对，子贡便上前从容地说，这正是鲁君所期望的，接着话锋一转，提起吴国进犯鲁国时，齐国趁机侵占鲁国的土地，若比照齐国跟卫国处理类似问题的前例，鲁国也应得到相等的对待。这一席话让陈成子自感理亏，不久齐国就把成邑归还给鲁国。以上诸例，足以显示子贡能言善辩、机智敏捷、外交中不辱使命的卓然风采。

 

子贡还是经商的高手。《论语》中记道：“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将颜回和子贡做对比，前者安守本分，穷得丁当响，后者不安于命，做起生意来，却屡测屡中。夫子在这里有所感慨，但并没有赞赏子贡善于经商的意思。“士、农、工、商”，位于四民之末的“商”，为儒家所轻视。当然，夫子也没有特别阻止子贡从事商业活动。按钱穆的说法：“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可谓是亦官亦商两不误（不过，子贡的买进卖出，须有准确的商业判断力，以及足够的风险意识，恐怕并非如钱氏说的“其事轻而易举”）。子贡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家累千金”。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在孔门之中，子贡无疑是“成功人士”，也可以称为中国“儒商”第一人。

 

由于忙碌于外交事务和商业活动，子贡后来不能常侍于夫子身边。当他闻知夫子病重，匆匆赶来谒见时，夫子正拄着拐杖徘徊在门口，一看到子贡，夫子就问：“赐，汝来何其晚也？”可知夫子当时急待的心情。颜回、子路相继离世之后，子贡在夫子心中便是最倚重的弟子了。夫子伤感地对子贡说，他昨晚做了个梦，自己坐在东阶和西阶的两柱之间，夏人死后停棺在东阶，周人死后在西阶，殷人则在两柱之间，我是殷人的后代呵！……七天之后，夫子便怀着“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遗憾，溘然离开了人世。这七天，子贡朝夕守候在夫子身边。

 

为夫子主持安葬之礼的，想必也是子贡，这从孟子谓“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一语，即可推知；于此还证示：在当时的众门徒眼里，子贡威望是最高的。弟子们各自离开之后，子贡在夫子墓旁筑了一间小屋，又在那儿独自守丧三年。前后六年，子贡就这样守着夫子的亡灵，将公务、商务和个人的名利全然置之度外。

 

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对子贡时有抑揄，但子贡却从未有何不满，或像率直的子路那样顶撞夫子，更没有因自己的能耐和成功，在夫子面前稍显骄矜之色。聪明的子贡很会做人，如我们在《论语》里看到的，他总是对人称道夫子。夫子亡故之后，有人以子贡的出众才华和成功名望，夸他“贤于仲尼”，或以此来诋毁孔子，子贡不予认同，说夫子之墙数仞，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自己不过是及肩的低墙罢了；还把夫子比作日月，是不可逾越，也不可毁伤的。……子贡就是这样旗帜鲜明，捍卫着夫子的声誉。不仅如此，子贡在作为使者或富商访问各国君主时，总不忘在他们面前对孔子大加宣扬，《货殖列传》因此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有像子贡这样的忠诚弟子，可以说这正是孔子作为人师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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