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承上古民本思想，赋予“民”新的内涵与意义，由此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体系。他的民本思想以“爱人”作为情感基础，以“富民”作为经济诉求，以“为政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以“有教无类”作为教育主张。他的这一思想把殷商的民本思想传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最早发轫于殷周之际。《尚书》中就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反映出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其实，“民本”就是“以民为本”，“这里的‘本’是根本、基础的意思。也就是说，人民，只有(‘惟’)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基础；只有这个根本、基础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传承并发展了上古三代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久远的、特别是西周的民本思想。孔子通过对“民”赋予新的涵义，为殷周的民本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提出了以“仁爱”为基础的富民、育民、利民的政治方略和“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

 

 

在孔子之前，“人”这一概念的使用是不完整的，作为类的“人”被阶级分化了，有些人并不被视为“人”，他们只是被贵族阶层役使的低贱的“民”。在《论语》中，也有“民”和“人”的不同表述。但是孔子主张“爱人”，这个“人”是涵盖了“民”作为类的大范畴。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在当时，管理马厩的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孔子对他的关心，是作为和自己同类的“人”的关心，是相对于非人的存在物而言的。因此，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人本思想，他以“爱人”之心给这一思想注入了丰富的人道色彩。

 

孔子认为，“民”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他一生所实践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仁之方，如果离开把人当“人”看，人与人平等的前提，在社会生活领域不过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在等级制的社会中，孔子不可能意识到今天民主社会中的平等原则。面对着因为出身不同而不同的社会地位，孔子鼓励普通民众“学而优则仕”，所以他更为赞赏的是“先进”而不是先天的“君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春秋时期，宗法等级制度是人们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人先天被打上了等级的烙印，人的权利和义务因出身不同而不同。等级制度无情的剥夺了平民参与政事的权利，“学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则给平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可行的渠道。任何人，不论门第贵贱，只要学有所成，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改变命运，实现报负。

 

孔子“重民”的思想中还包含着对民众生存权的尊重。孔子珍视生命，我们从他极力反对以人形作俑、马厩失火、遇到办丧事就哭等事例就可看出。所以对于战争，孔子更是深恶痛绝。管仲在齐桓公杀公子纠后，不但不为公子纠殉死，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而孔子称许管仲为“仁”，正是因为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卒”，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民至于今受其赐”。

 

孔子还看到了民众的人格尊严，肯定民众人格的平等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正体现了个人的独立人格，是民众主体性的体现。“民”不再是完全被动的被役使的社会成分，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大社会政治力量，民意、民心是不可忽视的。

 

 

孔子出身卑微，自幼艰难的生活境遇，使他对民众的疾苦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心，所以他追述上古爱惜民力的圣贤。综观《论语》二十篇，处处可见孔子博大的“爱人”之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就是“爱人”。孔子把“人”视为与己相同的同胞，对“人”的“爱”超出血缘的界限，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把仁爱的情怀扩展到了所有的人。告诫人们把他人当成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心存爱人、助人之情，用爱的原则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发自内心博爱的情怀，孔子对民众充满了同情，特别是对弱势民众，这是孔子强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当子华替冉子为其母请粟时，孔子说：“君子周急不济富”。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孔子对劳苦民众满怀同情和爱，关心他们的生活，把“爱人”从情感诉求落实到了民众的物质生活中，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此，孔子的民本思想内在地蕴含了富民、育民、利民等方面。

 

 

孔子继承了周公保民、惠民的思想，“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面对社会动荡中民众生活的疾苦和无保障状况，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放在了为政的第一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的爱人之情，并未停留在使民足食的基本要求上，在此基础之上，孔子主张富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孔子认为“富民”是统治者不可逃避的一项责任，对于这样的统治者，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这岂止是仁，一定是圣了。

 

在经济上，孔子一方面主张“富民”，另一方面对于富人则主张限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敛和不义与百姓穷苦之间的矛盾，主张爱惜民力，轻徭薄利。孔子一生游历各国，谆谆劝导为政者爱惜民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诸侯争霸的春秋之际，普通百姓往往是诸侯争夺霸主的牺牲品，对于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孔子深表同情，他理想的社会是没有战乱、人民安定祥和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论语·公冶长》)爱惜民力的同时，孔子反对当权者的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利，特别是在灾年，主张国家更应该减少田租，先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增加赋税，解决国家用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