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提出了“泛爱众”的爱人之说，并把它上升为对统治者的要求，提出了“德政”的学说，这是他的仁爱之心在政治领域的必然表现。“为政以德”的思想来源于周公的“德治”思想，孔子继承了周公对统治者严格要求、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对百姓宽松恩惠的思想，他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尧、舜、禹、周公这样爱民的典范。孔子重视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并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先决条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道德修养高、爱惜民众是孔子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当权者若为道德高尚的人，能起到带头作用，百姓也会跟着做善事，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和睦的人际关系。可见，当权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政事的成败。

 

孔子还继承周公“慎罚”的思想，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宽松的政策治理天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论语·里仁》)用礼仪教化治理百姓，这样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何必要用严刑厉法威胁、迫害百姓呢?“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为政以德”德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不在统治者，而在于天下人。为政者治理天下首先要正己，然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治国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某一国君的统治，而在于使百姓安康，这是孔子“为政以德”方略的实质所在。

 

 

在“爱人”的情感诉求下，孔子在经济上主张富民，政治上主张“德政”，同时在教育上重视教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看到了教化的重要性，“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他尊重普通民众的意识，提倡教化百姓，让百姓懂得礼义道德。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资质特点施教，而不是根据门第出身。他传授知识完全以被教育者的资质、兴趣为标准，不以被教育者的社会地位、财富状况为转移。在孔门中，许多出身卑贱的弟子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如颜渊身居陋巷，却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却以德行著称。可见，孔子对于施教的对象，是完全平等的。

 

在孔子那里，受教育者不论贫富贵贱，都拥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的教育观念和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主张是内在统一的，普通民众只有获得了与贵族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才有可能学有所成之后为官参与政治，接受教育是民众通向仕途的唯一途径。这也体现了孔子“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和政治理想。

 

综上所述，孔子的民本思想以“爱人”为基础，把殷商的民本思想传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他的这种民本思想与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却有着明显区别。对于“以人为本”，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当作价值主体或者是目的性存在物，把人的生存和发展看作一切活动的最高目的”。所以，“‘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因此，孔子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让君主“爱民”，即“为民做主”，并不是“由民做主”，这就与“以人为本”具有了明显的区别，也与现时代的“民主”有着本质不同。即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统治者对人民施点恩惠，‘为民’只是手段，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因此‘为民’也就是‘治民’之术；而现代民主观念‘为民’是目的”。

 

随着儒学的发展和儒家地位的提升，民本思想发展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思想。继孔子之后，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告诫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对于不爱民的君主应视之寇仇、独夫，不必服从，完全有理由弑之。秦亡汉初，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告诫统治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皇帝作为天的代表，必须敬天保民，不可违天逆命，残贼百姓，否则，人民就会起来造反，而天也将会顺乎民意，改命他人为皇帝。这是因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秦汉以后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沿袭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历来“重民”的特色。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