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解决的是人的最根本问题，即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人在宇宙天地社会之间，永远是在两种矛盾对立的方式之中存在的。一个是生存方式，一个是生活方式。儒、道、佛都是教人如何把这两种方式调节好。

 

满足人的生理的、物理的、自然的需求的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方式。通俗地说，满足人的衣食住行需要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亦即荀子认为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也是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生活方式则是指人之为人对意义的世界、价值的世界的追求构成的方式。只有对人的价值进行追求才能算真正过上人的生活。儒、道、佛的三家文化就是在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让你把生活方式处理好。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自然”，都是如此。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如果仅仅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没有德性的教化，德性的呈现，没有“明明德”的功夫，那么就是禽兽。

 

人永远是在这两种矛盾对立的方式中存在的。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金钱，而是过上真正属于人的生活，呈现人的意义价值的本质。我们检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时候，会发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有其消费观、文化观和人文观的因素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这样的人文观是导致现在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文化几千年，真正有修养的人，从来都认为奢靡是不好的人生观，勤俭、节约、有度才是真正的君子风范。

 

我作为“我”是有不同层次的，国学的儒、道、佛都是要你不断呈现属于你的这样一个存在的需求。“我”分为“自然我、社会我、为心我”的三个境界。国学是为了达到属于你的那个境界，是“大我”，“本我”“真我”。所有这些都可以汇作佛教的一个概念——本来面目。国学就是帮助人不断超越“自然我”“社会我”，达到“为心我”的境界。

 

什么是“自然我、社会我、为心我”？最低层次的，满足自然的、生理的、物理的，那样的一种人的存在，就叫做自然我。社会我就是在社会道德意义上的我的存在。社会意义上的道德，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相对性，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不管社会上是什么样子，我做什么事情我就用我的良心判断。良心安定，这就是为心我。要塑造这个“我”，才是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都是让人们去超越这种相对的道德。超越这种相对性的更高境界的是一种绝对的存在。

 

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三重境界。他有一次深入新疆考察，路上要经过一片沙漠，按照以往的经验当天就可以穿过。可是他们遇到了沙尘暴，把人马吹得七零八落。本来走三天的路程结果花了五天，原计划带的水和干粮只够三天吃的，这些人马挨饿了两天两夜。当这队人马穿过沙漠的那一刻，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种有李子的树林。看到水果，这队人马有三种情况，一部分人看到李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了过去。这一部分人是实现“自然我”的需要。还有一部分人，尽管也很饿，但是没有冲过去，他们在四下张望，寻找种李子的人，想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发现没有主人在才过去吃李子。这部分人在道德的制约下，行动迟缓，四下寻找主人，说明的是“社会我”。只有一个人没有行动，就是许衡。有人问他，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你为什么不吃啊？面对属下的不解，许衡说了一句流传百年的名言：“李虽无主，然吾心有主。”这个境界就是“为心我”的境界。

 

中国古人教给我们打开心灵的钥匙，恢复生命的本真，唯有恢复生命的本真，才能过上符合人的日子。

 

《大学》的“三纲八条目”说明了儒家的价值取向，并且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修身之后儒家更关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中可以看出儒家的经验的，外推的，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的思维方式。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典型的由己推人。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