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夹《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茶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堆，家富不过百乘。以次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孔子说：“贫穷而自得其乐，富贵而能恭谦好礼，家族人多而安宁无事，这样的人普天下能有几个呢？《诗经·大雅桑柔》说：‘人们总是习惯生出一些麻烦事，宁可遭受苦难和毒害。’所以古代礼制规定诸侯国的兵车不许超过一千辆，诸侯国都城墙不许超过百推古代计算城墙面积，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雄，卿大夫家的兵车不许超过一百辆。用这种制度对人们加以防范，然而诸侯还是有叛乱的。”

 

儒家教育哲学对人性的假设是善，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儒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则是根据人性恶的一面作事实判断。儒家认为老百姓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实现德治的，礼制是顺应人的性情而设计的政教合一制度，主要用以规范老百姓的道德行为。儒家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的性情一般都不能安于现状，尤其是达官显贵，礼制难以控制他们的欲望，道德教育对于他们非常有限，故对他们的防范必须借助于政治力量。

 

学校行政如何看待师生的人性关键取决于是从教育还是从行政的视角对人性进行判断。先秦儒家有人性善和人性恶之争，其代表人物有孟子和荀子。这种对人性事实判断的不同取决于他们所取的视角不同。孟子倾向人性善主要是从教育立场考察的，而荀子主张人性恶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分析的。孟荀二人的出发点有别，但在人性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并日益趋向完善方面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作为校长，我们应该相信每一师生的本性善良，应该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天赋和人格。但是如果从行政管理上看，我们就不能相信每一个人都天生善良、道德高尚并无需制度约束，更不能希冀道德教育可以解决所有学校问题。在学校，行政手段是必要的，而行政伦理建设应该从防范入手，必须规定所有人都得服从制度约束。

 

 

【原文】子云：“君子贵人而残已，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日君，自称其君日寡君。”子云：“利禄先死而后生者，则民不倩。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恩，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倩死而号无告。”

 

孔子说：“有道德的从政者尊重别人而贬低自己，先让着别人，然后考虑自己，那么人们就会兴起谦让风气。所以称别国的国君为君，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孔子还说：“利益和荣誉应该先奖励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然后再给予活着的人，那么人们就不会背弃死者。先奖给为国事而奔忙在外的人，然后再给予留在国内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有所寄托。《诗经·邺风·燕燕》中说：‘思念先君，勉励自己。’即使这样对人们进行防范，但人们还是有背弃死者而使活着的老弱之人悲哀，求告无门。”

 

为政者必须清醒，尊人贬己，先人后己，以身作则，这样做可以兴起互相谦让的风气，所以是必须做到的。在奖励和安抚原则上，先死者后活者，先外任的后内任的，这样可以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激励人们为国家效力。但是还必须明白，从政者以身作则和实行这样的奖励安抚政策并不能因此而消除非道德现象的发生。为政者坚守的利益原则在于倡导一种好的风气，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同时要记住还有少数人是不会因为为政者这样做了，就可以改变恶的本性。所以，为政者的道德模范与必要的防范措施应同时并用。

 

 

【原文】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残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践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的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往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当芜。’”

 

孔子说：“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尊重人才而不惜爵禄，那么人们就会兴起礼让之风尊重有技艺的人而不吝惜车马衣服，那么人们就会兴起学习技艺之风。所以君子少说话多干事，小人却是没做事就先说大话。”孔子还说：“国君能细心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百姓就会把国君施行的政令看成天意一样重。国君不虚心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百姓就会违抗国君的政令百姓不把国君施行的政令看成是天的旨意，就会发生动乱。所以只要国君能以诚信谦让争取民心，百姓就会用隆重的礼义回报国君。《诗经·大雅·板》中说：‘古人有教导，即使是樵夫也要请教。’”

 

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尊重人才、体切民意。作为领导者，不在于你有什么才能和技艺，而在于你倡导什么，鼓励人们干什么。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关键要明白四个字：“尊重、倾听”。儒家主张的行政伦理是把人才和民心放在首位。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如何去获得民心呢？就是细心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善于将老百姓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出切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是百姓真心拥护的，而真心拥护就是人们对为政者的最大回报。常言道，“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口碑重于石碑”。如果领导者自以为是，既不做调查，也不听群众意见，自作主张，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就依据自己的想法颁布政令，或者为了个人和为政者群体的一己私利，强奸民意，一意孤行，到头来只会自食其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