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来，致知就是“明善”。“明善”一词在《孟子》与《中庸》，都是极为关键的。

　　总之，从格物到致知，可以理解如下：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首先要“分辨与自己相关的人与事”，由此“得知行为规范的善恶有何具体内容”。到这第二步，是每一个学生应该建立的共识。知至之后的修行，则是个人自己要负责实践的，由此接上“意诚、心正”等等后续的步骤。

　　《大学》强调“修身”，又以“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因此显然属于儒家传统。既然是儒家，就不难从孔子的言行数据找到理解《大学》的重要线索。我们谈过，“大学”是教育机构，所教的内容应该是一套完整的知识。学生明白这一套知识之后，再设法实践以改善自己的生命。

　　既然如此，八目之中位于“格物”之后的“致知”就特别值得留意了。《论语·尧曰》的最后一章，也是全书的压轴之作，内容是：“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由这种连续三个与“知”有关的说法，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我们如果宣称孔子在“格物”（分辨与自己有关的人与事）之后，所“致知”的是以上这三点，我想应该不会离谱。

　　首先，“知命”是指了解自己的命运与使命。命运是一个人必须接受的遭遇，如家世背景、时代环境，以及直至当下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使命则是觉悟自己身为一个人应有的抱负与志向。后者又可称为“天命”。君子是知天命与畏天命的人。其次，“知礼”是指学习社会上既定的礼仪规范，否则无法立身处世，度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孔子也曾教诲儿子“不学礼，无以立”。当然，学习规范的同时，还须深入了解这些规范的道理。譬如，孔子在回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时，就不厌其烦地指出：这种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心理情感（安不安），而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需求（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实在是“致知”的示范教学。

　　然后，有关“知言”，孔子认为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方面说得较完整的是孟子，因为孟子自认为有两项优点，就是“知言”与“善养浩然之气”。所谓知言，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如此一来，自然可以“知人”了。

　　以上三知，皆为“致知”的例子，我们确实可以合理地想象：《大学》的观点不会偏离于此。

　　不仅如此，孔子还说过：“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由此可见，孔子除了明白一般的伦理规范之外，在实际上有人向他请教如何选择时，他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就别人的问题，“扣其两端而竭焉”，亦即：由正反两种角度把问题的答案剖析清楚，然后请教的人就会领悟何去何从了。这不也是“致知”的具体作法吗？

　　此外，“致知”不能凭空玄想，或者像王阳明说的，用自己早已知道善恶的良知去找到答案。关于良知，不妨另文再谈。这里只须省思孟子介绍舜的一段话就清楚了。孟子描写舜早年住在乡下，“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这时舜与淳朴无知的百姓差不多。转变的契机在于：“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意思是：等到舜“听到一句善的话，见到一件善的事，他内心立即觉悟而涌现无比的向善力量，有如江河决堤水势盛大，没有东西阻挡得住。”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舜是由对于“善言善行”有所闻见而产生“格物、致知”的神奇效果。孟子又说：舜“好问、好察迩言”，“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这都是类似“格物、致知”的作法。

　　回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经验，情况也与此类似。我们从小接受家庭教育，知道基本的行为规范，但是并未有系统地“格物”（分辨我与周遭的人、事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致知”（得知这些行为规范的理由），因而很少会自动走上后续的“诚意、正心、修身”这些步骤。大学的目的是教人修身以从政服务百姓的，因此对于修身之前的四个条目特别加以介绍，这么做不是很合乎逻辑吗？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