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武二途并重

“天下幸而无事，则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则所重在武”（《登坛必究·卷十六·缉经武说》），“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帝范·卷下〈阅武篇〉与〈崇文篇〉之结语》），文治与武备是建国的两种途径，缺一不可。二者随着时势的不同而表现优劣，各有其适宜的条件。武士、文人两种人才，决不可以偏废。国家“不可以武而废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备。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国家当然不可以因为强调军事建设而废弃政治，也不可以因为重视政治建设而放松军事。政治建设与军事建设必须同时并举，才是长治久安的长远国策。古人所说的“文德”，主要指“仁”与“义”，属于政治范畴。关于“义”的重要性，吴子说：“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图国第一》）。文德对于国家，“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同上）。所以“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民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同上）。被讨伐国的老百姓，不因被讨伐而激怒、反抗，反而高兴，这是在政治上顺天应人的结果。历史上，“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意思是说，古时承桑氏的君主只知修文德，而废弛武备，最终亡国。有扈氏的君主，仗恃人多呈其武力，也同样亡国。所以贤明之君，既要内修文德，又要整治武备，二者并举，才能强盛。对于“义”，也不能片面理解。对于来犯之敌，大敌当前，当进不进，就谈不上义。如不能战胜敌人，全军覆灭，扶尸哀痛，就不配谈“仁”。可见，对于文德与武备，虽有主次之区别，但决不能偏废和顾此失彼。

文武二途，舍一不可，治国治军亦然。

《墨子》曰：“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第五》）。粮仓里如果没有储备的米粟，不能对付荒年的饥馑，武库里没有储备的兵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不能征伐非正义的一方，因为战斗力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第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