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和先进的“养兵用兵”方法不断战胜中国传统军事优势的严峻实现，中国各阶层、各种人士都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其中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时为布衣的魏源。他呕心沥血编著成长达百卷的著作《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这部著作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并为后世的维新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魏源的诸多主张也具有盲目仿效西方的局限性。魏源等人并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进步的原因，对西方军事也缺乏深层次的把握，因此，他对于如何“师夷之长技”的许多建议，带有明显的全盘照搬西方的倾向，基本上是不可行的。魏源称赞西方人制器精利，却不知道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上找原因，只能归之于人的性情和用脑方式。他认为中国只要官办船厂、炮厂仿制西式武器装备，就能解决武器装备和海防问题，也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幻想。

与此同时，中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把目光转向学习西方上来。他们主张严修武备，坚决抵抗外来侵略。一部分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开办工厂，制造枪炮和战舰，并购置洋枪洋炮，装备和训练军队，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学术，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科学，翻译和编著多种军事书籍，从各方面介绍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1911年潘毅等人翻译的《大战学理》，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但是，清王朝统治集团虽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的指导思想，但带有相当明显的生搬硬套的特点。

分析表明，中国的军事变革必须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尤其今天，世界军事强国军事变革的理论、模式蜂拥而入国门，如果忘记了中国自身的特殊性，盲目追逐西方新概念、新理念、新模式，就会最终导致军事变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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