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败北 往事如烟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初，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

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 但是，郭图、审配却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 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