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东晋胜利的主要因素有：临危不乱，从容应敌；君臣和睦，将士用命；主将有能，指挥若定；得敌情之实，知彼知己；士卒精练，北府兵以一当十；了解天时地利，发挥己军之长；初战破敌，挫其兵锋，励己士气；以智激敌，诱其自乱，然后乘隙掩杀；坚决实施战略追击，扩大战果。

前秦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它的内部不但没有求胜的强烈愿望，反而有厌战、求败的情绪。列宁指出：“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淝水之战中，前秦将士的情绪包括对前秦政权的敌视情绪和对战争的厌恶情绪。这些情绪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的。这些因素包括民族仇杀的阴影、对汉族政权的崇敬、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偏见、前秦与被灭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及苻坚统治政策的失误等，它们使得前秦在淝水之战中不仅没有形成象东晋一样的凝聚力，而且存在着一种“追求”失败的力量，从而使前秦貌似强大的实力，因内耗而化为乌有。

反观东晋，其统治集团“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104《晋纪》）谢安、王坦之、谢石、谢玄、桓冲、桓伊、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团结一心，故能以弱胜强。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成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陈寅恪先生说：“淝水之战，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民族与文化问题。”他认为，苻坚之败兼有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苻坚不会不看到严峻之民族问题，但欲先文化问题后民族问题，以文化问题解决民族问题。灭江东，然后方可得晋之南迁衣冠士族大家，以获得正统地位与名分，若刘渊起事时以汉统继之。若此则民族问题可解决，名正则言顺。按陈先生所说，原来苻坚兴师百万，最主要的是要争得一个“名分”，要迫使江南士族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少数民族之苻坚，有如一个小妾，要威逼汉族名门世家将他“扶正”，而后各个少数民族就自然乖乖的接受他的统治了。此说自然不无道理，如苻坚就确曾向江南士族代表谢安、王坦之示好，甚至在长安为他俩建好了府邸，确有为名分“抛媚眼”的嫌疑。不过，以苻坚之英雄，到底多大程度上在乎那个“名分”，却是大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