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造最早的伏击歼灭战战例

晋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郑文公姬捷和晋文公姬重耳先后去世。当时秦国势力逐渐强盛，穆公赢任好为向中原地区发展，乘晋、郑两国新丧之机，派孟明视率军潜越晋境，偷袭郑国。但因途遇郑商人弦高，被郑发现，知郑有备，遂灭滑(河南偃师东南)而还。先轸认为秦是晋争霸中原的潜在敌人，这次劳师远征，正是“天奉（与）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于是力主出兵歼灭秦军。有的大臣认为秦曾对晋有恩，攻秦愧对于刚去世的文公。先轸说：先君去世，秦不但不哀，反而乘机偷越我境，灭我同姓邻国，还有何恩可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歼灭秦军是为子孙后代着想，有何愧对文公？此时先轸身任正卿及中军元帅，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既然他决心已定，即使是刚上台的襄公，也难以阻止他实现自己的决心。于是先轸下令出兵，并联合姜戎(晋边境小国)，在秦军返国必经的崤山(河南陕县东南)设伏以待。秦军疏于戒备，中伏被歼，统军三帅也被俘虏。古籍记载说：“匹马只轮无反者”，或“无一人得脱者”。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干净、漂亮的伏击歼灭战战例。

城濮之战后，晋已奠定了霸权基础，国力亦日渐强盛。本来有可能再给楚军以更沉重的打击，使楚军不能向北发展，以夺取对中原各国的控制权；但先轸发起的这次战役，却公开破坏了秦晋联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格局。文公时，秦晋联盟，晋无侧背受敌之忧，且可借秦以增强自己在与楚斗争中的地位。崤之战将盟友推向敌方，促成了秦楚联合，将自己置于两面作战的最不利境地。自此之后，晋在南向与楚作战，同时还必须西向与秦作战，对北部边境地区的控制随之放松，边境外的狄、戎等族，便乘虚进行侵扰，于是就形成了晋国三面受敌的战略局势。因而，站在晋国的立场上，从战役上说，崤之战是先轸指挥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从战略上说，则是先轸因全局观点不强而造成的一次失误。

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考察二大国争霸是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当时那样一个大国争霸的历史时期内，秦也不可能不争取中原霸权，秦晋之间的矛盾，迟早要公开，战争不可能避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先轸在秦的实力尚未发展到与楚一样强大时，就抓住战机，狠狠打击这个潜在的敌人，以挫败它西选中原的战略企图，减少尔后的隐患，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当时总的形势来看，在晋、楚、秦互争中原霸主的三角斗争中，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地理环境上，晋、秦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主要矛盾，而且也没有激化到不得不交战的地步。何况当时秦既没有公开决裂，晋也没有一战而灭掉秦国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晋国实际军事统帅的先轸，还是不应该过早地发动这场将盟友推向敌方的崤之战。

崤山之战后，晋军活捉秦“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归国后，晋襄公听从夫人秦文嬴的建议将三帅放归秦国。先轸大怒，责襄公听从妇人的迷惑并向晋襄公的脸上吐口水。襄公承认错误，派大将阳处父去追孟明视三人。三人逃到船上，对阳处父说：这次多谢你家主公没有杀我们，三年之后当亲自到晋国感谢你们。于是逃回秦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