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邻近的翟国因为没有得到晋国的恩赐而兴兵伐晋，晋襄公派先轸御敌，先轸不愿去，襄公强之。先轸临行时说：本来想死在秦国，没想到却死在翟国了。战斗中先轸看到晋军已获全胜，并杀死翟主将后，单骑驰入翟军，脱去衣甲，被翟军乱箭射死。先轸在遗书中写道：我向襄公吐口水是大不敬之罪，大胜翟军又是大功。襄公如果赏我的功劳，那怎么处置我的罪？如果不奖赏我的功劳，又是有功不赏，显得赏罚不明了。所以我借翟人之手自裁，代替君讨。

三年之后，秦三帅应当年之言，攻入晋国，晋国大败。于是秦穆公称霸。

三、善于运用谋略化的作战指导

先轸多年随同重耳流亡在外，对各国情况相当熟悉，加以善于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予以发展、创新，所以在战争实践中，能够运用多样化谋略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战术，对军事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将外交因素正式纳入战略范畴，并开了“兵者诡道”理论的先河

城濮之战前，政治、经济以及精神等因素，已被军事家们纳入于战略运用之中。但由于当时的战争，多是只有两个较强的对手相互斗争，形势比较简单，所以外交因素在战略运用中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然而有些军事谋略家如吕尚、管仲等，在他们的战争指导中，已经开始有了运用外交活动的因素，但毕竟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比较单纯、肤浅，谈不上外交谋略或外交权术。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第一次从大国争霸、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针对各国决策人物的心理，机智巧妙地运用外交活动，争取了盟友，削弱了敌人，从而改变了整体战略形势，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先轸所采用的外交手段，具有极浓的诡诈性、欺骗性，和过去在“仁本”，“礼治”等传统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战争外交迥然不同，是以崭新面貌出现，对传统军事思想具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外交谋略，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外交活动，与他的前辈军事谋略家管仲所采用的外交活动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后人都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实齐桓、晋文的谋略多出于管仲、先轸)。如果用这两句话来表示两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则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思想的发展规律。根据历史实际，有理由认为：先轸所指导的城濮之战，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我国古代军事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二)以“诡道”，思想指导战斗，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战术

春秋前期，已经出现了迂回、伏击以及击弱等战术。但从整时个社会的战争状况来看，在先轸指导的城濮之战前，传统的“结日定地，各居一方，鸣鼓而战，不相诈也”的战法，对军事人物的影响，仍极严重。如宋襄公子兹父就是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泓水之战时，他仍抱住“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落后的战术原则不放，终于遭到惨败。先轸正是在泓水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随重耳到达宋国的，对情况十分了解。先轸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前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将以"诡道"为中心的谋略思想，引入到战术领域。

先轸在城濮之战中运用的战术，是对郑庄公先弱后强、示利诱敌等战术的继承和发展，但更为深化。晋楚两军在力量对比上，基本不相上下，而楚中军的战斗力，还可能更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全凭力量角斗争取胜利，鹿死谁手，很难断定。先轸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运用诡诈和突然两个因素，力争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于是就增大了胜利的概率值。首先，他未把楚军看成是不可分割的铁板一块，而是根据它的战斗编组把它看作三部分，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楚右军战斗力最弱，就采用猛烈冲击和心理威慑的战术以击之；楚左军战斗力稍强，就采用佯退诱敌和两面夹击的战术以击之；楚中军战斗力最强，就先用避其锋芒，暂时不打，待击败其两翼后再合力对付。结果是左、右两军失败后，最强的中军也就转化为孤军、弱军，不得不退。这样的指挥艺术，在先轸之前和同时，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先轸在崤之战中创造的全歼秦军的战例，虽然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性产物，但对后世歼灭战思想理论的建立，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金戈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