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上海

把中国工人运动史限定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显然是很狭隘的观念。一般而言，对于中国工运史的研究，中国学者，包括为数不少的海外学者，往往倾向于从政治传统的角度进行，即倾向于将工运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为了说明工人斗争和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倾向于给工运史作十分狭窄的定义，仅限于中共领导下的那部分工人运动的历史。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工人群众运动是党领导的整个革命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工人群众运动史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工运史就应该研究整个党史中的这个‘一部分’”。在这一时间框架的限制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将五四运动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形成的开端，而将此前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工人政治觉醒的程度加以低估甚至忽视。回顾工运史研究，这种思想十分流行。

例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六三罢工)，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显然与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

到新中国成立后，赵亲、刘立凯、王兵等人都把五四运动以前的工人阶级定位在“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一角色上。赵亲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中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提出自己的正式口号和斗争纲领，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运动。”刘立凯、王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乃是以历史流传下来的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民间秘密结社，同乡关系的帮口(如上海工人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为活动中心，或者完全是自然性的，斗争的要求一直限于改善自身的若干经济状况。”

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观点一如既往，《上海工人运动史》一书的作者说：“在五四运动中，以上海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六三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不仅如此，国外许多研究中国工运史的学者也流行着类似的观点，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仅仅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而且他的眼光仅仅局限在上海新式产业工人身上，对传统工人缺乏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流行所谓“新工人史”，将工人研究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工人生活。其代表者是爱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和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的《天津工人，1900-1949》。1993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认为“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开始把中国工人放在“近代中国”的总体框架内加以研究，别开生面。

与大陆方面既相对立又相类似的是，台湾方面将中国工人运动史作为国民党党史的分支，其代表作为马超俊主持审议、任公坦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劳工运动史》，该书系“资料性通史”，时间跨度为从晚清至1957年，有学者评论说：“如其编著者的身份背景显示，都是采取正统的国民党主流派的政治立场，对中共在工运的一切作为提出极严峻的抨击。”不仅如此，该书对工人阶级自身的独立性也同样缺乏关注。

对于中共对中国工人阶级觉悟提高的巨大影响与作用当然要予以肯定。但是大部分学者所默认的中国工人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对于党史或许是适合的，对于研究总体的工运史则不足为据。我们认为：从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能够独立活动于政治斗争的舞台。下面即以20世纪初“工商业最为发达，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上海作为视角加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