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经济转向政治：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

据统计，1894年时，上海的近代产业工人共有3.6万多人，约合同时期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46%-47%。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正式允许外国在中国设厂，其后近20年，随着外资企业的迅速增长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产业工人队伍也日见壮大。据现有资料分析估算，截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现代产业工人的数量约为14万-15万人。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给予整个中国以巨大的震动正如列宁所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已经获得自由，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说是已经由酣睡进到光明、运动、斗争了。”辛亥革命成为上海工人历史的转折点。虽然其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他们已产生了独立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和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罢工的数目显著增加，产生了由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年间，大规模的行业性同盟罢工和跨行业同盟罢工风起云涌，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行会帮口的限制。

1902年-1911年的十年间上海熟练工人罢工11次，而1912-1914年三年间罢工达16次之多；同期，上海非熟练工人在1902年-1911年的罢工为16次，而在1912-1914年的三年间，罢工达11次。1912-1914年这三年的罢工已决非单纯的要求增加工资之类的经济罢工，而是包含了成立工会，掌握雇佣权利为目的的政治性罢工。例如，1911年11月上海光复期间，“电报生罢工支持革命”。 1912-1913年间，缫丝、翻砂、豆腐等行业工人在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下多次举行罢工。1912年7月，翻砂业工人要求成立工会而发动罢工。并于1913年2月再次罢工，要求掌握雇佣权利。1917年3月，印刷业工人也为了成立工会而进行罢工。等等。

与此同时，同盟性罢工这种高级形式的罢工也成为一种风潮。1911年8月，晋华、锦华、协和、长纶四家丝厂的2千多女工举行联合罢工，抗议协和厂买办任意削减工人工资和压迫女工。1912年7月，上海翻砂工人反对厂主所定工作时间，要求成立工会，举行同盟罢工，取得完全胜利。1912年10月，沪北漆业工人接连数次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基本上取得了胜利。1912年12月，上海银楼业工人同盟罢工，要求将工资加足十成。1912年11月，小木作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同盟罢工，罢工的第一天，参加者达7000人以上（一说为4000人），坚持到1913年1月30日，终于取得增加工资一成的胜利。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年里，沪上报纸不时惊：“上海南北市各业工人。近来纷纷同盟罢工，要挟加价，甚至酿成极大之风潮。”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同盟罢工超越了行帮的界限。1914年11月，上海水木锯沪宁绍三帮工匠，打破行帮的限制，联合罢工，他们声称：“沪宁杭三帮水木锯匠公议，定于是月初二起一律停工，即于初五日，各司在鲁班殿议事，本欲事先关照董事数封信，迄今回信毫无。故而于初五日，各做手在殿议事，有副董事薛宝祥至三铺地界警察局内控告。故而局中使警察数十余人到殿所，拿洋枪铁棍，将各做手乱挡（按，吴音“挡”即“打”之意），将做手挡得血淋，身受重伤，然而我辈同人受如此不白之冤，所望各做手即于初六日一概罢工，等工钱议妥，再行开工。如若各做手再不齐心罢工，我辈等以后还要受冤枉之累。再者开水、木业之作头，均是做手出身，何必将吾辈做手刻薄到如此情形。涨工银因为各物昂贵，做手实难度日。如若再不加工钱，以后各做手只有求乞而矣。祈望各做手合力同心，切不可动工。如若再开工者，畜类多不如。特此布闻。”

当时在上海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它们不但不是阶级的组织，反而，它们被业主和政府利用来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破坏。被这种封建组织所灌输的非阶级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观念，极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斗争。辛亥革命后突破行帮限制的同盟罢工，表明了工人对自身共同阶级利益的认识，形成了统一的斗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