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人觉醒的重要一环：组织政治团体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人开始组织起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领导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表明了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的形成。

上海工人在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建立新式团体的必要。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开始出现了一些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1912年1月，徐企文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4月，上海缫丝女工金闺凤等组织缫丝女工同仁公会；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成立制造工人同盟会；1914年上海码头工人成立“裕后社”；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成立“集成同志会”。其他还有银楼业工人的“工党首饰团”、翻砂业工人的“工党翻砂同义会”等。

我们这里主要谈谈以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工党成立于1912年1月22日，是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从它的组织成分来说，组织者徐企文系工人出身，他从小“衣食自谋”，妻子也“以手工度日”。工党的基本群众是机器工人和工场手工工人。对于其究竟是一种政党还是工会性质的组织，史学界多有争议，但本文不欲对此加以考证，因为无论是政党还是工会组织，中华民国工党的成立都表明了工人对其自身共同阶级利益的认识，以及在资产阶级党派团体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工人对本阶级联合的迫切要求。

中华民国工党组织了工人的基层组织，入党工人按职业单位分别组织起来，如上述翻砂业工人的"工党翻砂同义会"，银楼工人的“工党首饰团”，缫丝女工的“工党缫丝女工同仁会”等都是。

中华民国工党的宗旨和决议反映了工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中华民国工党章程”列举宗旨五项，其中前四项为：甲、促进工业发达；乙、开通工人知识；丙、消改工人困难；丁、主持工界参政。无论其实际行动如何，这种阶段觉悟是前所未有的。

1913年2月，中华民国工党总部通过决议议定“关于规定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星期(日)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各以美法等国为之证明，遍告各支部通过，并嘱每支部各预举代表一、二人”。准备在国会开幕时组织请愿团请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一块里程碑——此举不仅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改善经济生活和待遇的要求，也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第一次力图通过自身政治团体在国会内的斗争来实现维护本阶级利益，充分反映了工人组织斗争形式的提高，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

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已不单单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其斗争有了较高的自觉性，并且斗争更激烈，更坚决。1913年“二次革命”前夜，徐企文等已经看到“时局艰难，刻下岁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 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南北矛盾公开化，且愈演愈烈，袁世凯专制自为，以军人为后盾，以金钱为前驱，企图一举消灭南方国民党。值此民主共和生死存亡之时，中华民国工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5月28日夜一时左右，徐企文乘大雨磅礴，手持“中华民国国民军”长方白旗，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号召，率领工人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但在此时，陈其美已经预先得知起义消息， 竟然秘密将此消息告知了制造局总理陈洛书，使其预为严防；陈其美还要求制造局官兵万勿参与其事。结果起义失败，徐企文被擒，后押至北京处死。之后一段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走向低潮。

通观该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中华民国工党组织的起义早于资产阶级的“二次革命”；(二)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陈其美幻想和平途径之时，工党已采取武装起义的决策与行动；(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相比，工党领导的工人斗争开始趋向更激烈，更坚决。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在自己政治团体的领导下，已开始了独立自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的追随者。

四、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为建立、维护中华民国而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积极参加武装起义，并积极参军助饷，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决心和支持民主共和的政治觉悟。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堡垒。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制造局木工师傅莫宽、叶辛等人也参加了攻打清军的革命斗争。革命军进入上海后，把造船所四面包围，守卫的清军将大门紧闭，在内死守，革命军的进攻一时受挫，莫宽等人协助革命军将大门撞开，又带领革命军控制厂内天、地、玄、黄等八个火药库，得到很多枪支弹药，武装了工人。这样，制造局工人便和外面的革命军内外夹攻，逼使守门的清军缴枪投降，不久全厂遍插白旗，制造局攻下了。

与此同时，上海的工人积极参军助饷。据《时报》报道：“本埠民国军克复以来，各帮人民投效者实属不少，昨有广潮帮工人一百余人齐赴军政府报名，愿充敢死团。”《申报》则报道了工人踊跃助饷的消息：“制造局办事员司以及各厂头目，下至工匠，夫役人等，因民国临时政府将次成立，一切兴办事宜需款浩繁，特于前日共同集议，拟尽义务一星期，将所得体薪，悉数充作军饷。”该局钳床、车床、铜匠木匠、翻砂匠、铁匠等行工人数百人踊跃捐款。“海生”轮船帐房唐梅村等人还发起自由助饷会。

上海工人虽然工资低微，但他们知道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一点薪金，或是自己的生命来支持革命党反对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表明了工人阶级较高的政治觉悟。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的武装斗争，为后来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开辟了先河。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虽然完成了推翻清政府的短期目标，但是其民主共和的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长期目标未能顺利实现。随着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工人运动也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结果而低估了辛亥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之阶级意识以及政治觉悟的发生程度——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许多重大挫折吗？尽管当时的工人团体如中华民国工党身上可能还带有“黄色工会”、“工联主义”等诸多色彩，但五四运动之后的许多工会包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会不也是如此吗？辛亥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虽然有“追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表现，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运动不是仍然多有追随于国共两党之后的表现吗？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发育不完全，工人力量不够强大是有关系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曾经致力于“工人革命”、“城市革命”，但最后不得不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解释。

我们还要看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以往大量有关上海工人问题研究的论著来看，很多学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工人阶级已经基本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所以在结论中又给当时工人冠以“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样一种名目，只是一种历史习惯——为了迎合预定的政治框框。

（责任编辑：楚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