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到革命大规模爆发时，上述思想局限产生的危害就会集中表现出来，造成很大的危机。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的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呈现涣散状态，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派为联络会党，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其中重要人物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等，共进会的革命旗帜定为“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十八星旗”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结果。

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国，但联络会党很不顺利，而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后，进展神速。1911年9月14日湖北的共进会组织与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决定实行合并，发动起义的条件接近成熟了。9月24日，新军中的革命情绪已经难以抑制，意外发生了南湖炮队暴动事件，总督瑞澂开始严密戒备。革命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时议决“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钤，更应早日制就，以备应用。会上决议以李白贞既长美术，又懂化学，一并交他办理。 李白贞接受了这两项任务，就在党人所设的机关文艺俱乐部密室把国旗图样放大画好，购买了红黄黑三种色布，照图裁剪粘贴，交他的夫人陈氏缝就。”

可以看出，虽然后来“十八星旗” 被定为陆军军旗，但当时是把它作为新国家的国旗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把它当作与“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并列的确定国旗的三种选择之一。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 高高飘扬在蛇山黄鹤楼头，成为革命的象征，激励着革命军民的斗争意志。但它同时也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这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重大威胁。

军政府成立不久即发出《布告全国电》，转载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其中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号召革命则云“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大约同一时期发出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是合十八省诸英雄倡此义举”。可见在武昌起义初期，军政府完全被“民族建国主义”的狭隘思想所控制，以在十八省建立汉族国家为号召，还没有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考虑。

共进会的排满立场在革命派中本来就较为偏激，加之两湖素以民气刚猛著称，故而当时武汉革命军中民族主义情绪甚为狭隘激烈，革命军中的两个流行口号是“不准侵犯汉民”和“不准危害外人”，也就是说中国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是不在保护之列的，因此武汉满人被杀者有数百人之多，虽妇孺亦有所不免，当然后来在西安被杀的满人还要更多。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收有以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这篇檄文产生于武昌起义之初，虽然流布不广，但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民族情绪偏激的程度。檄文的后半部分是以发表于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上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为底本，略加改动而成的，结尾一段的改动令人震惊，竟然是把原文只是针对满人，扩大到以满蒙回藏四族为敌：“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抗……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这一段对1907年章太炎原文的主要改动在于：（一）原文“又尔满洲胡人”改为“又尔蒙回藏人”；（二）原文“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三）原文“与外胡响应”改为“与外蒙响应”。可以看出，武昌檄文的民族主义立场比章氏檄文更加狭隘激烈，简直带有与满蒙回藏四大族决裂的气味，而且满人之外特别针对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