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是曹操的残暴嗜杀。曹操曾悍然杀死了汉献帝的皇后伏氏、贵人董氏以及伏氏、董氏的亲属。在卫道士们看来，这是其“谋逆”的铁证。不过话说回来，曹操是因汉献帝与伏氏、董承、伏完等阴谋除掉他时才痛下杀手的，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卫，根本就谈不上大过。只是在三国时期，对每一个人物的角色定位不同，而曹操就是注定的“奸雄”。

　　而令人们最难谅解的是曹操的滥杀无辜。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因父亲被徐州牧陶谦部将所害而向徐州发起进攻，竟将徐州一带男女数十万人活埋于泗水以泄愤，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认为曹操此举“惨毒不仁，恶滔天矣”。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又将降卒近八万人活埋。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的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高的孔融等这些个“傲人”都被利用非常手段活活整死了。杀死聪明过人的杨修，借刀杀死恃才傲物的祢衡……这些都是曹操的斑斑劣迹，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诟病。

　　但是如若从正面来客观评价曹操的话，曹操可以称的上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英雄。他志向远大、气度恢弘、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是他，逐步消灭了北方的军阀与匪盗，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是他，指挥军队开垦荒田，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为以后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名篇佳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一直以来，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通常都是采用两个标准，一种就是人们所说的“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另一种就是“忠奸标准”。成则英雄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假如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这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没有什么分别。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如果这样的话，倒也没有人敢说曹操是“汉贼”、“奸雄”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因为从理论上来讲，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因此，曹操在我国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这样说来，曹操也不能算是一个奸雄了。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反正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自然曹操也不例外。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应该客观公正，应该看其大节、看其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有何作用和贡献，而不应该抓其一点、不计其余。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而曹操恰恰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如果一味地用“奸雄”来评价曹操，那么曹操是冤了点儿。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来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做征西将军，然后题墓志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便是曹操当时的心愿。

　　曹操在讨伐黄巾军时身先士卒，屡立军功。曹操在平定黄巾以后，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在进京之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讨伐，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讨伐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蛇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