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想你是让我干什么来了，吃就吃。我把每种水果都尝了尝，感到味道好，糖分多，香味浓，纤维少，真是好品种。科学种田，科学种果，这在日本已实行了几十年。日本人每年有一千万出国观光。他们出去第一是玩，第二是学习。当年日本人去江西景德镇参观，又是鞠躬又是询问又是照相，第二年中国的瓷器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我看过一本书叫《田中角荣传》，说的是田中年轻时曾去欧洲旅游，他去的主要目的是把欧洲高大的种马贩运回日本。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件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见他不说话，我又东拉西扯。

我说您买的梨可真好吃，1972年我的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时，山上也有梨。不过那梨树作为植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给它们修过一次枝。那梨扔出去，能把一块石头打成两半。狗见了梨也扭头就跑，这个原因可能是狗没出过国，它们要是看了日本梨当然就不跑了。听说外地的狗去了一趟天津，从此就没怕过包子。

老头儿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夹杂着中文说我吃过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你讲的故事完全是“扶说八道”。他把“胡”念“扶”，我也乐了。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离东厂胡同不远是北海、什刹海、后海。我印象中半个世纪前的北海美极了，晚霞中，那清澈见底、鱼儿游动的水里荷花成片，除去碧绿就是粉红……”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胡同，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思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在中国几年，我感到中国料理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宫廷食品，倒是民间食品。北方饺子、豆腐脑、萨其马、驴打滚，早晨的炸糕也是一绝，还有麻球，这些东西日本都没有了。

“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责任编辑：铭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