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当时很重视军队工作，注意在敌人军队中开展工作，这对辛亥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1908年，孙中山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起义，不幸失败。接着同盟会员杨秋帆等又在永昌举行起义，结果也没有成功。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的影响却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云南讲武堂，原来是1909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坤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材办起来的。同年冬，云贵总督李经羲到昆明上任，把新军第十九镇的随营学堂也并入了讲武堂。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那时，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1911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一百人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他们就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我当时被派到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标统是罗佩金，管带是刘存厚。新军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撒播开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了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紧了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防御工事，并下令捕捉革命党人，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也被撤换。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但是就在担任守卫的队伍中，也潜伏着革命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被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这时，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0月30日（旧历9月9日），在昆明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当夜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我所在的那个标（团），就是第七十四标。还在举行起义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员因为害怕新军暴动，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我们是借用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里准备了四五发子弹的。原来预定夜间十一点钟发动，可是还不到九点。北校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蔡锷将军在南校场出现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经羲也听到了起义的枪声，他像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
　　
　　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门。我当时被指定为连长。住在我们附近的炮兵团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团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骑兵团不但没有阻挡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十二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占领所有的城门。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们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作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仓皇逃走。城内敌军最后两个据点--五华山和军械库，也在初十日的晚上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也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两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11月1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