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件”,接着又于同年12月宣布做皇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这时，唐继尧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并由蔡锷、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领导组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当时确定的任务是北出四川，然后进攻武汉。第二军总司令是李烈钧，参谋长是何国钧，任务是出两广，然后相机进取湘赣，得手以后与第一军会师武汉。第一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我担任第三支队司令，随护国军进入四川。由于护国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军入川不过六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
　　
　　由于蔡锷将军的首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线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呈现了分裂状态，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贼而奠国基”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
　　
　　继袁世凯而起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继续卖国独裁，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于1917年号召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这时云南、四川的队伍，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但是由于唐继尧等人排斥孙中山先生和进行分裂活动，以致护法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又因为唐继尧想当“云南王”,并且企图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满。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地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最根本的失败原因，则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作支柱。
　　
　　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就因为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几次企图挽救革命的斗争，主要是被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军阀们打败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很明显，要战胜帝国主义，就非深刻地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持久的革命斗争不可。这样的领导责任，是资产阶级所决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个领导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毛泽东同志说：除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又说：“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作的一个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