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正布置向革命反扑，与清军进攻武汉的同时，端方率领的清军也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等于旅）共八个营入川。旧历10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仍在援川军中担任左队队官（连长）。援川军分为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们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我们也就回到云南。
　　
　　当时云南是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有钱发饷。当时，就连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还没有觉悟到：要彻底根绝帝制，废除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经济制度及实行土地改革。蔡锷更不例外，那时他是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全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自己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之间的“和平”.所谓的“南北议和”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败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主观方面，即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孙中山先生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结果是，宋教仁遭到了袁世凯的杀害，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国民党遭到禁止，议会遭到解散。在这以后，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的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块招牌扔掉了。
　　
　　在这以后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企图挽救革命失败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以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伐袁世凯。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有响应的表示。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缺乏坚强的团结，又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结果讨袁战争陷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