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致死的疾病公开的说法是痔疮，其实不然。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他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原来道貌岸然的首辅张大人，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因为“多御内而不给”，大量服用房中药，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不仅损伤脾胃，而且慢性中毒，毒性已经进入头部，即使治好了痔疮，也难免一死。他的管家亲信游七，投其所好，专门收罗各种房中药，供他纵欲。野史说，戚继光给他送来两名“胡姬”（少数民族美女），也是投其所好。这一面以往很少提及，大概是为尊者讳吧。其实这是晚明上流社会的普遍风尚。

　　悲剧根源是威权震主

　　张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营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后一段辉煌，彪炳于史册，有目共睹。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对于他死后遭到彻底否定，而耿耿于怀，说道：“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这段话是值得细细琢磨的，他把“宰相之杰”与“身死之辱”，用“故有”两个字联系起来，说明其中的必然关系，难道是因为他做得太杰出了，终于招致“身死之辱”吗？做得太杰出，有两种含义：一是“功高盖主”，二是“威权震主”。张居正两者兼而有之。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万历皇帝是一个虚岁十岁的孩子，他的母亲（当时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把辅佐和管教小皇帝的双重责任，全权委托给了张先生。在皇帝心目中的张先生，以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代替他来摄政。无怪乎张居正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并非一般意义的首相，而是代替皇帝摄政的人。所以当时人说，张居正“相权之重，本朝罕俪”，原因就是“宫府一体”，宫廷和政府大权集于一身。

　　一些官僚深知其中奥妙，对他拍马奉承，企图获得青睐、升迁。有人制作了黄金对联：“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把“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十足的“僭越”，张居正却安之若素。他从北京回家乡江陵安葬父亲灵柩时，有一个官员送给他一座硕大无比的轿子，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卧室，边上有走廊，简直是“一室一厅”的活动房子。皇帝的出巡也没有如此排场，张居正却坦然受之。

　　难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功高盖主”、“威权震主”吗？那倒也未必。他回到江陵举行父亲葬礼时，皇帝接连发出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建造了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清醒地说，建什么“三诏亭”，多年以后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凉亭而已，到那时我恐怕连居所都没有了。这是他的忧患意识，他在给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吐露了内心的忧虑，由“三诏亭”联想到“威权震主”者的下场，说了一句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顾命大臣霍光终于难以避免灾祸。

　　霍光如此，更早的辅佐成王的周公也是如此；张居正是如此，此后辅佐顺治帝的多尔衮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