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的威望与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使他感受到震慑，除非他是白痴。

　　两次请辞未获批准

　　像张居正这样精通权术的人，当然也担心代帝摄政没有好下场，在他权势显赫的后期，向皇帝提出辞职，希望急流勇退。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显然是一种谋求自身安全的策略。张居正也想自谋安全，万历八年，向皇帝呈上《归政乞休疏》，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惶恐：“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如果继续硬撑下去，干得好，无非锦上添花；干不好，中途翻车，前功尽弃。这样的话从一向无所顾忌的张居正口中说出来，是不同寻常的。皇帝不可能理解张先生“骑虎难下”的忧虑，毫不犹豫地驳回了“归政乞休”的请求。

　　张居正再次“乞休”，他向皇帝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八九年来“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一天都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还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恐怕保不住自己的脑袋，给国家带来耻辱。

　　皇帝接到张先生的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没有感受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他何尝不希望张先生早日“归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切听凭母亲与张先生安排，如今张先生要“请长假”，必须请示母亲。没有料到慈圣皇太后态度坚决而恳切地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让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张居正想急流勇退，没有成功，固然与慈圣皇太后的挽留有关，也与他自己没有固执己见、坚持到底有关。他太贪恋权位了，内心深处实在割舍不下位高权重所带来的一切，“视富贵如浮云”，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他至死也没有急流勇退。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使得皇帝的亲政提前到来。皇帝既然亲操政柄，必须消除笼罩在他头上十年之久的张居正阴影，否则无法树立自己的威权。首先要除掉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的冯保。仅仅六个月后，皇帝就指责一向被他看作亲信的冯保“欺君蠹国”，本来应当处死，念在先帝顾命大臣的情分上，从宽发落，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于是掀起一股声讨张居正的浪潮。在皇帝眼里，原先与他联手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的奸臣，本来应当“断棺戮尸”，“姑免尽法追论”，但是必须“抄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张居正。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的严刑逼供，自缢身亡。临死之前悲愤地喊出了：“丘侍郎，活阎王！”

　　张居正死后的悲剧是令人感慨的，根本原因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死后功绩被全盘否定

　　张居正死后，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是他一手提拔的副手张四维、申时行的“反戈一击”。

　　冯保企图让退休的礼部尚书潘晟出任内阁首辅，让张居正作为遗言向皇帝提出，皇帝起初接受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冯保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张四维、申时行策动言官揭露潘晟的劣迹，皇帝遂收回成命，令潘晟“着以新衔致仕”。后来言官们对冯保的弹劾，也是张四维、申时行导演的。他们虽然是张居正的亲信，但是对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操切”，有所不满，希望在他们执政的时期，宽大从事，不再深求苛责，可以稍安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