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粱漱溟、林纾等保守派。

 

胡适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参予《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钮岱峰先生曾说：胡适“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希望杂志暂时和政治保持远距离，为此他主张把《新青年》交由他一个人主办。”当然，这遭到鲁迅等人的拒绝。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弛。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予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一直以青年为民族的希望，倍加爱惜。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