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年轻时候受了穷，董其昌显得十分贪婪，因为自己的字影响颇大，求者不绝，就专门养了一批代笔者搞创收。当时朝廷党争激烈，董大师与各派人物都有往来，八面玲珑，人称“巧宦”。他一面以此避祸，一面又不甘心退出官场(这意味着失去部分特权)，于是做一阵官便告隐退，退隐一阵又出来为官。熟练、圆滑的处世技巧使董其昌大获其利，由中下之家一跃而富甲一方，妻妾成群，奴仆列阵。而毫无疑问，这个为富不仁的董宦，他的发家史也一定是相当罪恶的，所以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公愤。所以百姓要声讨董其昌，他们也是提出了争取活命以及平等的诉求。这从他们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从这一次的小打小闹，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时的大规模造反，这中间也只二十年的时间而已。而那个时候，活了八十二岁的董其昌大师还并没有寿终正寝呢。

　　虚名赫奕 德不胜妖

　　其实，明朝的百姓还不像其他朝代，动辄啸聚山林造反。不过待到民抄董宦发生的明朝末期，由于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百姓已经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而且当时风气，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横征，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师们也多依仗权势，“视细民为弱肉”，并且上下相护，百姓根本就投诉无门。投诉无门，不满和怨恨迟早都会宣泄出来。《民抄董宦事实》里曾一再提到，就在这事发生前不久，华亭县的近邻昆山县有一位乡宦周玄晖，他的家也刚刚被百姓打、砸了一通。事实上，当时在长江流域一带，更准确地说就在全国经济中心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江南四郡，先后几十年发生多起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按史书上的说法就是：“民变”。不过与造反比较起来，这类民变要相对安全一些。因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对，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责众嘛，也不致遭到如灭族之类极其严厉的报复。可以说，董大师的胡作非为恰巧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宣泄口。

　　在一般人的心中，大师们既卓越不凡，为人类世界做过巨大贡献，正所谓道高品自高，私下里他们个个也肯定是谦谦君子，形象无不光鲜亮丽，而其实不然。大师们的另一面有时也很丑陋，甚至比一般人还不如。前些年国外有的学者曾对此做过研究，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古人将之称为“文妖”。对于董其昌，《明史》评价他“性和易，通禅理”，“终日无俗语”，俨然一个道貌岸然、与世无争之人，但从他在抄家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表演看，却正是德不胜妖的典型。《民抄董宦事实》就说过，“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实是个一心交结太监佞臣、到处收受贿赂的势利小人、无耻之徒——对于董大师的为人，还是要数家乡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事实上，董大师的这次辞官归家，就多少和索贿不成反遭辱有关。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提学的职责是监督、检查一个地区的学校和教育事务，一般都是由清议、责任心强的持重之人担当。但董提学多少带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轻狂，到任后似乎有点不负责任，又是在监考期间游山玩水，又是时不时捉弄读书人。轻狂些也就罢了，偏偏他还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惹得他们挑动好几百读书人鼓噪，并毁了他的办公楼。这简直就是四十四年那次民抄事件的预演！董其昌为何得罪了这些人呢？《明史》上说是“不徇请托，为势家所怨”，责任似乎不在大师这边，不过细细一想，这个说法很含糊，有点为贤者讳的意味。难道这些势家，仅仅就会因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官员不识抬举，不理睬他们托关系走后门的那一套，就敢鼓动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办公区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