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像董大师所任的这种提学副使，虽说算不上肥差，却是不错的潜力股。因为明朝实行科举取士，读书成为做官的主要途径，因而官员们非常讲究师生、年谊、同乡等关系。古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官场之中充斥上述关系网，自然也就少不了相互照应、提携、收受贿赂直至包庇、串通腐败之举了。这些都是旧时恶习，多说无益，总之事情闹成这样，董其昌颜面扫地，不得不“拜疏求去”。万历皇帝倒挺照顾这位艺术家的面子，《明史》说他的辞职报告递上去之后，皇帝没有准奏，而是令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但事已至此，就算是再厚颜无耻的人，这个时候也没法再当什么官了，只好回老家去。

　　可是赋闲在家的董大师依然不改往日轻狂的做法，并且再次纵容儿辈和奴仆欺压百姓，终于导致民抄事件发生。真是：“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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