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们在金胜寺对仿刻碑的精准程度大加赞赏的同时，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名兵勇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人“偷梁换柱”。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并拍摄了景教碑被移走之后基座尚在原址的照片，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则在10月4日遇到了运送景教碑基座石赑屃的队伍。

何乐模在陕西洋务局官员协调下，请车夫特制了一辆载重大车，谈妥运输价格之后，即于10月3日由车夫先行将仿刻碑从西安运出。10月6日，何乐模也离开西安，出潼关，经郑州前往汉口。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陕西洋务局在此次与何乐模办理交涉过程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方翻译与何乐模关系恶化，且已于10月1日提前离开西安，所以由曾在上海学习英语、时任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教授英语的王猷负责翻译。著有《长安史迹考》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当时任教于陕西高等学堂，与王猷为同事，很有可能从王猷处听说了某些消息。足立喜六又向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通报了何乐模觊觎景教碑的若干传闻，以至于在他们所著《考史游记》和《中国文明记》中对此事也有记述，但夹杂有道听途说的内容。诸多中文史志载称王猷擅长英语，有赖于他才废除了何乐模购买景教碑的“契约”。实际上，依据何乐模本人所记，王猷英语水平一般，况且何乐模本人也略通汉语，因此王猷发挥的作用有限。既然从前到后实际上就不存在所谓的“买碑契约”，又何来“废除”之举？这是特别需要澄清的史实。

“斗智斗勇”的运输过程

1907年11月4日，何乐模在郑州遭人袭击，头部受伤，幸而得到当地比利时医生救治，才得以康复。事后他认为这是阻挠他运送仿刻碑的人士所为。11月10日，在得知陕西地方官员将仿刻碑滞留在华阴时，他为了“威慑”陕西官员尽快放行，居然冒充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从郑州向陕西巡抚曹鸿勋发送电报，要求尽快运送仿刻的景教碑。曹鸿勋从电报所发地点为郑州这一点上发觉事出蹊跷，便于11月11日致电清廷外务部报告事情原委。此电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妨移录于此： “昨接郑州局驻京俄使好尔姆电云，祈饬洋务局速运景教书并电覆等语。查景教书系唐代所遗，为关中古物，载在志书。前已移置书林，岂能为外人搬运，致秦人别起事端？俄使所请不知何指，或即指丹国人仿刻之新书。闻新书业经丹人自行起运，由洋务局给照出关矣。俄使无端来电直接，且系郑州发来，殊不可解，未便迳复，理合呈请钧部转达，详晰酌答，并祈复示。鸿勋。”

曹鸿勋所言“景教书”即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仿刻之新书”则指何乐模的仿刻碑。从曹鸿勋电文可以推测，何乐模虽然假借俄国驻京公使璞科第的名义要求陕西洋务局尽快放行仿刻碑，但落款却为“好尔姆”，即何乐模的音译，并非当时俄国公使璞科第；而且电报是由郑州发到陕西，不是从北京外务部或俄国驻华公使馆发来，这也违反了传统外交惯例，所以曹鸿勋对这则催促放行仿刻碑的电报大感疑惑，也就没有直接贸然回复，而是请外务部向俄国公使转达意见。曹鸿勋在电文中也透漏了陕西洋务局已经发给何乐模相关证件，同意运送仿刻碑。

何乐模在郑州没有等到陕西巡抚的回复，便乘京汉铁路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先后拜会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爵士、《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等人，为后续将仿刻碑运出中国多方奔走。11月12日，何乐模向俄国公使璞科第报告此事，请求从中斡旋。

由于俄国驻京公使的介入，此后仿刻碑运送速度得以加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从潼关将仿刻碑、大车和车夫等一起装上一条破旧不堪的平底船，沿黄河直抵河南巩县附近，而后再陆运至郑州。何乐模推测陕西官府的这一做法是希望装运仿刻碑的平底船在这一段极少船只航行的黄河河段遇险沉没，这样一来，仿刻碑也就不会被运走，各级官府也就无需承担责任。令他颇感庆幸的是，12月31日仿刻碑安然运抵郑州。

1908年1月2日，何乐模从北京返抵郑州，与仿刻碑会合。3日下午，仿刻碑在郑州被装上火车，运往汉口。4日，何乐模亦乘火车南下汉口。5日下午，装载仿刻碑的货车和何乐模乘坐的客车几乎同时抵达汉口。

仿刻碑运抵汉口后，先暂存于英国怡和洋行仓库，受到汉口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及其下属的严密检查。安格联等人把仿刻碑扣留在怡和洋行仓库长达1个月。何乐模对此大为恼火，第三次前往北京，请求安格联的上司——总税务司赫德下令放行。在赫德爵士的帮助下，汉口海关最终放行仿刻碑。2月20日何乐模遂将仿刻碑装上“龙舞号”从汉口运往上海。此事经《汉口日报》等媒体报道后，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由于汉口海关放行仿刻碑一事，安格联此后还接受了清廷的调查，但这并未影响他后来接替赫德荣升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一职。

23日，“龙舞号”抵达上海。由于何乐模在1901~1904年间在上海居住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所以在此停留了五六天会见熟人旧友。其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邀请何乐模就获取仿刻碑的历险过程向该会会员发表演讲，并希望在上海公开展出仿刻碑，但何乐模担心一旦仿刻碑上岸会再生不测，便谢绝了这一建议。《上海时报》采访并刊载了何乐模获取仿刻碑的过程，行文中大加赞扬其“勇敢”行为，这也反映出当时在华部分西方人对何乐模所谓“景教碑历险”追捧和褒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