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誉。在包罗万象的画面题材中,文物是重要内容之一。湖北是我国名列前茅的文物大省,迄今为止,全省馆藏文物121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27件(套)。这些珍贵文物中,有一件率先进入了国家名片,成为国家名片上的第一件湖北文物,它就是曾仲斿(yóu音游)父壶。
水库工地上的“不速之客”
两三千年以前,荆楚大地上“诸侯列国”星罗棋布,甚至一座城池就是一个国家。“曾国”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国君和“皇亲国戚”们依然锦衣玉食,甚至“百年”以后,还要把生前用过的许多宝物随身带走,“万世永享”。帝王们的宿命,无意中却给后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一批批精美的“出土文物”。
公元1966年初夏,“文革”虽已开始,但是农村的生产活动还在照常进行。在湖北省京山县郑家河水库干渠工地上,红旗飘舞,“抓革命,促生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等大标语和宣传牌随处可见。
在宋河区坪坝公社苏家垅工段,社员们迎朝阳送晚霞,天天“挖山不止”,日子在劳累和平淡之中像水一样地消逝。可是,他们丝毫不知道,随着一担担的泥土被挑走,一大批古代的“国宝”正在屏息静声地等待重见天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苏家垅位于一个比较平坦的岗地上,周围群山环绕。苏家垅的后面,有一个20来米高的土坡。7月7日,在取土的过程中,土坡下面一大批青铜器“浮出水面”。它们是哪朝哪代的?干什么用?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在场的人谁也说不清。没有那种获得“意外之财”的欣喜若狂,也没有据为己有的贪欲,质朴的社员们带着“发现的快乐”和满腹的疑惑,把这些“不速之客”送到了当地人民公社。
消息很快汇报到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里立即派年富力强的陈振裕(北京大学高材生,后任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专业人员赶往现场。在坪坝公社的所在地,陈振裕很快见到了这批出土文物,经过清点,这是97件青铜器。有鼎、簋、鬲、甗、豆、盘、匜、方壶、车马器等等,大多是古代贵族的礼器。尤为珍贵的是,其中10件有铭文。这些青铜铭文无疑是器物最可信赖的“身份证”,有几段铭文中,“曾侯中子”、“曾中”等字依稀可以辨认。虽然一时还难以全部释读,但是通过它们,陈振裕认为这批器物属于古代“曾国”的贵族,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了。
很快,这批“曾国之宝”被陈振裕等安全地护送回省博物馆。
大家释文 宝壶得名
在97件青铜器中,形体最高大、纹饰最精美的,是两件几乎完全一样的铜方壶。它们保存得较为完好。壶盖内与壶口内均有5行12字铭文。壶通高66厘米,底部长30.8厘米、宽23.8厘米。壶盖饰莲瓣形,两兽耳衔环,口及腹部饰波纹,足饰垂鳞纹。造型庄重,纹饰精细,在制作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器形和花纹特征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铜器相近。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距今2600多年左右),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具有很高超的水平。王室和贵族控制着这一特殊“行业”并为自己服务。壶的主要作用是“储酒”,结合壶上有关“曾”的铭文,可以初步断定它是曾国贵族祭祀祖先、大宴宾客时必不可少的礼器。
青铜壶是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器物。该“青铜方壶”制作非常精细,而且有重要的铭文,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在冶金史上的科技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转眼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全国文物和古迹遭到了极大破坏。但是文物战线上的不少同志尽职尽责,顶住各种压力,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为国家保护好新出土的文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文物和文化古迹的保护得到一定的恢复。这一年,在北京故宫的“慈宁宫”里,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文物展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铜方壶”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重要的展品,并且以其独特的魅力引人注目。
故宫最有经验的老师傅特地为壶上的铭文做了高质量的“拓片”。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非常重视,亲自为铭文释文,认为这12个字是:“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宝 壶”。在这里,“中”通“仲”,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曾国国君的二儿子斿父用好铜自己制作了宝贵的祭祀用壶。从此,这一对青铜方壶就命名为“曾中斿父壶”。陈振裕研究员的老师、我国著名学者邹衡先生和张政烺先生亲自为铜壶“断代”,认为是西周晚期的铜器。
1973年11月20日,邮电部决定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共12枚。这套邮票选用了12种文物的图案,是当时发现的数万件历史文物精华的缩影,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这套邮票设计精美,是中国文物邮票的佳作之一。“曾中斿父壶”是其中的第10枚,面值10分。它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发行的所有邮票中,第一件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非常有趣的是,第二件(套)在“国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也是出自“老曾家”,它就是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不过,那已经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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