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飘香的佛国

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经常会出土一些制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宝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遗址修建公园时出土了一尊佛顶尊胜宝幢。宝幢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构图造型精美，人物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它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赞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1978年，云南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宝物，大理国时期的五色舍利塔模。这座塔模制作技艺精湛，将金、银、铜、铁和琥珀五种不同的质地完美地组合起来，浑然一体。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来装敛过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云南地区为何频频出现佛教用品？这与大理国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舍利是指高僧入灭火化后的结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视对舍利的供奉，大理国也不例外，因此才会屡次出现会出现精美的宝幢。

佛教在那一地区是在南诏时传入的，大理时期佛教逐渐发扬光大，最终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发展成为大理的国教。大理的统治者把佛教与汉族的儒学充分的结合起来，把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为一体，用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那时，读书人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被称为“释儒”。这些释儒不仅可以在寺庙内讲经求法，可以到朝廷内做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国是一个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家。

开国皇帝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元朝的郭松年编著的《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从这里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况。就连张胜温所做的《大理画卷》都是以佛教为主要题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经、佛寺、佛雕的发展和佛雕技艺的精湛为代表。

大理国写本佛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宝，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经的内容涉及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佛教的发展使佛经成为一种十分紧缺的资源，于是抄写刻印佛经就成为当时的文人、儒释的重要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真诚，他们耗费大量心血用手抄写卷帙浩繁的佛经。这些制作精美的佛经除了用于平时讲经颂佛之外，由于装帧的精致还成为赠送亲朋的精美的艺术品。但是，由于佛经是用人工抄写的，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的磨损以及战乱，到现在这种写本佛经留存的已经十分稀少了，因此弥足珍贵。

大理写本佛经不仅是佛教界的瑰宝，还是研究大理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佛经不仅可以修正现在人们对大理认识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无为寺、崇圣寺、宏圣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国故地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余座。崇圣寺是大理国佛教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佛都。

无为寺是大理国的皇家第一寺，位于环境清幽的苍山兰峰之麓，始建于唐朝，在大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寺庙为东西向，由大门、过厅、大殿、南北厢房所组成，隐于松柏之中。无为寺有八景：晒经坡，传说唐僧取经路过此地，曾在这里晒经书，驻跸台，无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时，曾在附近驻兵停留，还有来衔桥、翠华楼、阁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树。元末明初，大理段氏总管段功之女段宝姬在无为寺畔建兰苑隐居。

在大理留存下来的佛教雕刻艺术品中，以石钟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钟山石窟又称“剑川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的石宝山上。 这里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与当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汇的特点。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萨、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丰富、生动逼真、气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艺娴熟，以高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和浅浮雕，手法时而宁静温和，时而强劲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细密，又有吴带当风之灵动。此外，在石窟中还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国佛教绘画，如《菩萨图》、《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等石钟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会、历史和民俗的重要资料，是我国众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