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

 

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时，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这种春风沉醉不觉醒，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质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