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见朱彧《萍洲可谈》)

 

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王安石一家，其父王盖登进士第入仕，才列于官宦人家，至王安石死去，家道衰落，成为默默无闻的“乡户”，致使徽宗想寻找他的后代都成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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