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书法艺术而言，无论赵董，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集大成者，堪称典范。但是，历代文人士大夫对两者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如今观之，其中不乏深意。对于赵孟俯的诋毁，乃缘于其触动了以儒家为正统的道德伦理。赵孟俯虽官居一品，名满天下，但生于宋元之变，一士二主，此不忠也。赵孟俯为宋代皇室后裔，甘心仇禄，此不孝也。此外，赵孟俯出仕元朝，以汉侍蒙，又触动了华夷有别的民族心理，更为后世所诟病。薄其人遂薄其书，赵书之秀逸成了妍媚。明项穆云：“赵孟俯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明书家傅山也对赵书之“无骨”甚为鄙视。

 

对于传统文人来说，相对于赵孟俯所触动的道德根基而言，董其昌虽恶，其恶小矣。他所涉及的，只是个人的善恶。更值得一提的是，董案是非，声音更多来自稗官野史，而士林却给予董其昌极大的“宽容”。这正是需要我们深思之处，为何士子可以淡化董其昌的人格污点，而不像看待赵孟俯那样，将其人其书细加关联？仔细想来，问题也在于，董其昌本身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作为连结中央王朝与地方社会的中间阶级，董氏与士大夫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加之其恶无关气节，自然可以轻描淡写，大而化之。于是，写史论书之笔在此峰回路转，事情不同，立场不同，得失不同，使得后世眼中的赵董，其人其书，相去甚远。

 

放宽历史的视野，观书，察人，阅世，方能走出历史的暗角。

 

（责任编辑：潇湘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