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人刻书不像宋元时期受到政府的层层监控，政府放松了对出版活动的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任何书籍的出版。

　　有明一代，政府对图书市场有诸多限禁，一旦违反，惩罚是十分残酷的。

　　1、禁天文图谶、邪教异说

　　洪武六年(1375)颁发的《大明律》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对于撰写、刊行、销售或使用“妖书”的处罚更加严厉。《大明律》规定：“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朱元璋以后的皇帝对此也都很重视。成化八年(1472)，宪宗下诏在各地出榜，晓谕民众，不许私藏和传习妖书。成化十年(1474)，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请“备录其妖书名目榜示天下…‘传司者必有刑诛”。宪宗诏准。其中妖书名目有《换天图》《飞天历》《聚宝经》《太上玄元镜》等共计88种。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吏部马文舁又向皇帝进言，建议由都察院统一出具晓谕民众的榜文，再由各地翻印张贴，令收藏妖书者在半年内自首，将书送官烧毁，即可不予处分；地方官如乘机私自抄录民间交来的“妖书”，也作为收藏及传习者治罪，同时命令地方官继续访辑，如有以妖书妖言惑众的，即行捕治。他的建议也被采纳施行。除此之外，皇帝有时还在地方官员赴任前，特地训示他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就曾在郧阳巡抚吴道宏赴任前发布指示，要他到任后时常省谕民众，不许收藏应禁之书及捏造妖言。

　　2、禁“奸党”文字

　　燕王朱棣以武力夺取建文帝的皇位之后，就把誓死效忠建文帝的大臣指为“奸党”，悬列名者50多人，均被诛杀且祸及九族。“奸党”中的着名人物有方孝孺、练子宁、茅大芳、齐泰、黄子澄等。这些被杀者的着作被指为“奸党”文字。朱棣下令，对被杀者的文字着作一概交出烧毁，私自收藏者杀。永乐三年(1405)，庶吉士章朴“坐事与序班杨善同诖误，家藏有方孝孺诗文，善借观之，隧密以闻。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复善官”。在这样的禁令下，方孝孺的诗作在宣德后始稍有传播，故其中阙文脱简颇多。方孝孺的其他着作，如《周礼考次》《大易枝辞》《帝王基命录》《文统》等，则皆散佚不存。不仅对方孝孺的着作是这样，对殉难诸臣以及一切与建文帝有关的文字也是如此。永乐九年(1411)，通政司上言：“黄岩县民告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聚众观之，书中多干犯语，请下法司究治。”旧由此而兴起的这类文字狱，大概不会少吧。

　　3、禁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小说、纪闻

　　3．1禁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小说

　　明代对杂剧创作禁令甚严。在《大明律》中就有“禁止搬做杂传律令”条款：“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尔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