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12]，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13]。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14]。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成为孙吴主持长江上流军政的主要方面。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自黄武初以来，诸葛恪进入太子东宫宾友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至赤乌间位列大将军，其地位上升之快、权位之重，一帆风顺，令人侧目。何以如此呢？这显然与孙权的精心设计和具体安排是分不开的，而孙权对诸葛恪的奖掖、提携则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孙吴自立国以来，其统治集团主要由三种势力构成：一是孙氏宗族势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东本土大族。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一开始江东地方大族是抵制孙氏武装势力的，孙氏对他们也采取了“诛其英豪”的政策，而对流寓人士则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孙权意欲正式建国号于江东，必须赢得江东地区大族的广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东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吴人治吴”[15]。在这一过程中，陆逊先为上流军事长官，顾雍后为丞相，成为孙吴“江东化”的标志。不过，必须指出，孙权作为一位具有很强的专制欲望的割据君主，他对江东本土大族垄断孙吴军政大局的状况是心存担忧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携、培植侨寓人士的势力，以遏制江东大族势力的膨胀。孙吴地方社会的人才选举与曹魏相似，也受到汉代“乡举里选”传统的影响，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侨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脱离乡里，在选举中自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才较少，随着汉末流迁英俊的逐渐凋零，其力量不断削弱。这样，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背景下，孙吴皇族、皇权与侨寓人士尽管在思想文化观念与利益倾向上也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结成政治同盟，以制约江东地方大族势力[16]。从黄武年间以来，孙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政治斗争，这背后主要是孙权操纵，但都援引、优遇侨寓势力，目的在于打击江东大族，如“暨艳案”、“吕壹事件”、“二宫构争”等，无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学者习惯用南、北人士的冲突、斗争的线索来解释孙吴政治史的发展规律[17]。确实，侨寓人士比江东人物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更强。孙权在立太子后，其东宫宾友中，可考者以北人为主：诸葛恪，琅邪人；张休，彭城人；陈表，庐江人；羊衜、谢景，南阳人；范慎，广陵人；只有顾谭为吴郡人，刁玄为丹杨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继位，其核心辅助集团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进人士为主，而诸葛恪则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为孙权的重点培养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诸葛恪在上升过程中，为贯彻孙权的政治意图，必然要与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发生矛盾冲突。据《三国志·陆逊传》，逊为江东大族首望，他曾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国志》恪本传，赤乌中，恪特与陆逊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雕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这是陆逊让人转信给恪，提醒他有关用人标准等问题，恪回信表示赞同：“恪知逊以此嫌已，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这说明恪的有关政策、言行与陆逊相左，逊特转言批评，恪回信解释以消除矛盾。恪何以与位隆权重的陆逊相抗呢？恐怕主要是执行孙权的意见。

　　不过，赤乌年间的“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态度竟与孙权相左，而与陆逊一致，颇令人费解。所谓“二宫构争”，是孙权一手导演的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早逝，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同时扶持四子鲁王霸，形成“二宫构争”的局面，以致“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而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18]。太子和党的领袖是陆逊，其他骨干分子也多为吴地大族子弟，而诸葛恪深知孙权支持鲁王，但仍站在太子一边，如何理解呢？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观念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即太子和妃为恪之外甥女，和之废黜与否，与恪之个人及家族的兴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附和陆逊，支持太子和。不仅如此，恪后来主政，还想恢复废太子和的地位。《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诸葛恪以为孙权最终会听取大多数朝臣的建议，维护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孙和。另外，太子和的母亲王氏为琅邪人，与诸葛氏为乡里，恐怕早有往来。孙吴宫闱制度混乱，影响政治甚大，这点恐也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人物，诸葛恪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斗争中的变数，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将自己的长子绰安排到鲁王霸党之中，《三国志》恪本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恪父子在“二宫构争”中脚踩两只船，最终使其长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诸葛恪对此事的态度，主要出于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虑[19]。

　　三、建兴年间诸葛恪北伐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

　　经历长时间的“二宫构争”，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废黜太子和，将鲁王霸赐死，以年幼的少子亮为太子，卷入“二宫构争”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无情摧残。太元元年（251），孙权病笃，他开始物色孙亮的辅政人员，诸葛恪等人得选。《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恪本传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由于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在江东儒学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之后，他成为孙吴社会中重要人物，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说明人们对他的推崇，孙权也顺势诏令“有司诸事一统于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