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恪主持军国大事，缺乏名望，当时侍中孙弘便利用孙权之死，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保住权位。这表明恪之辅政地位很不牢固。他当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20]这体现出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诸葛恪的孤独而忧惧的心态。哪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着力提高恪之声望，“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21]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22]，因而深得士民的拥护，“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23]。恪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则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确实，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难以进行，无奈，遂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24]。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建兴元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因山势筑坞，巩固城防，并乘魏军不备，于天寒大雪之机，突袭魏军得胜，魏军死者数万，并缴获大量的器械物资。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过，恪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为说服大臣，恪特着论，以为曹魏权臣当道，政局不稳，“当今伐之，是其厄会”，但众人主张维持现状，“怀偷安之计”；至于众人所谓“百姓尚贫，欲务间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现，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诸葛亮北伐的精神。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25]，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在前线，诸将领也不支持战争，围攻新城，数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劳，暑热饮水，疾疫流行，死亡涂地。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军得知恪军营困境，大举进攻，恪兵败退师，“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浔阳屯守，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才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葛氏江东一系遭致覆灭性打击[26]。

　　诸葛恪北伐为何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并最终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呢？这其中不仅仅有军事方面的原因，还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万之众，欲一举而得大功，这是很冒险的，将自己的命运与此役捆绑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着论宣扬北伐，虽以“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为己任，但大话连篇，实际上，对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并无细致、缜密的考虑，以致围攻新城数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27]。其实，当时曹魏为司马氏所控制，国力甚强，恪欲与之战，就综合国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对手[28]。

　　其次，恪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出师之前，文武大臣的进谏之言，无不恳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线，他依然“刚很自用”，如围攻新城的军队“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将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他非但不听，甚至罢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敌，难怪后来临淮臧均上书乞求收葬诸葛恪时说：“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29]陈寿《三国志》卷六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再次，在诸葛恪北伐过程中反对最激烈的是江东人物，说明恪之军事活动严重危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据《三国志·诸葛恪传》，当恪围新城最困难的时刻，“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同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出自吴“四姓”之一的吴郡朱氏，是江东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对诸葛恪兴师北伐显然是不满的。又，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兄弟不睦，绩遇战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绩随军北伐，而将其上流重任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有利用北伐打击异己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施绩后来参预支持诛杀诸葛恪，并亲自出马抓捕诸葛融。孙峻敢于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为“民之所怨，众之所嫌”，这里的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本土之士民，因为诸葛恪兴兵黩武，必然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孙权始终坚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与此相呼应的[30]。对此，连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载“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进取”，嶷谓诸葛亮子瞻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不为晚，愿深采察。”他们都看出孙权集权苛政弊端丛生，以为诸葛恪只有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