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的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无论是器型上还是文饰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很著名的青铜器，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商代的成都地区，出现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蜀文化。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跟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很大不同。三星堆的器型主要一青铜人像、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为主。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体现了典型的蜀文化特色。

到了周代，虽然已经出现了铁器，但青铜器还是作为国家重器而继续存在着。这一时期，由于礼制的制定，出现了礼器在使用上的一些规定，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等。

周代的青铜器同商代相比等精致一些，同时，铭文也多了起来。从纹饰上看，周代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周代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周代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