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机械化时代，因为拉丁字母只用26个字母拼写语言，所以英文打字机率先解决了文字输入的难题。中文打字机的键盘，虽然与拉丁字母打字机键盘差不多大，但是，上面密密麻麻排列了几千个汉字，打起字来，速度非常慢。显然，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阻碍了汉字在科学技术上的应用。吴玉章不由得把目光再度投向了拉丁字母，来研制汉语拼音方案。

1955年是中国传统纪年的羊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正月里的头一件大事，是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汉语拼音。任命的专家委员，全部是中国一流的语言学家。

摆在专家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来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热心语言文字的群众，也在潜心研究探索新的拼音方案。从1949年到1955年，有655种来自民间的拼音方案，涌向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在开幕式上，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应该把文字改革，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这一天，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捧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当讨论六套汉语拼音方案时，代表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六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散会时，专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沉闷的空气里，吴玉章最先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地走了出去。

1955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邀请经济学家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大会。

此时的周有光，是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改行研究拼音？这源于周有光的一项业余爱好，他对字母颇有研究。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入学报到的第一天，周有光对学校独特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学校通过字母管理法，来管理图书。因为汉字缺少一个严密固定的排列次序，人们要从一长串名单里寻找一个书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这种用26个罗马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混合排列的方式，简单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1954年，周有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新书《字母的故事》，出版了。这本薄薄的小书，以活泼有趣的笔调，深入浅出的讲述了字母的起源与发展传播过程。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5年10月，周有光被任命为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这年11月，周有光针对什么是民族形式，发表了看法。他说民族形式的形成，往往经过一个习惯培养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

周有光的观点，得到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的认同。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如果新的书写符号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只会让民族形式更加巩固。

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工作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评价他：“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1955年，拼音方案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委派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和专家们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