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甘谷县渭阳乡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只有23枚。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简文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一份优礼宗室的诏书，对研究东汉中后期贵族与豪强之间的矛盾有重要价值。

 

永昌水泉子汉简2008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永昌水泉子汉墓中出土木简600多枚，内容主要是《仓颉篇》。其中的章法和句读与过去发现的同类识字教材多有不同，为研究《仓颉篇》的内容、流传和版本提供了新资料。

 

青海上孙家寨汉简1977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共出汉简240多枚。内容主要是兵书、军法、军令类的摘抄和汇编，时代在西汉武、昭、宣时期，是继山东银雀山汉简之后的又一次军事文献的重要发现。

 

西安汉简1980年4月出土于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共出残简115枚，内容主要是医方和病历，还杂有祥瑞的记载。同墓出土王莽时期的货币，汉简的时代当在西汉末年或新莽时期。

 

1949年以后的60年中，西北简牍除上述8处集中发现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比如新疆文博部门和日本学者联合考察楼兰、尼雅时就有少量汉简发现；近年来河西各市、县在文物普查时，也采获过少量汉简。

 

 

光明讲坛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而且它是原始记录，是当时留下的文件档案，对我们研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1.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的区域政治和军事管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原始记录。

 

汉武帝开拓河西，研究河西的政治历史，光靠两《汉书》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汉简材料无疑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比如郡县门下和诸曹掾、史的设置和职权，两《汉书·职官志》并没有明确具体的交待，但汉简中却提供了用以归纳、概括的丰富记录；除郡县设置外，河西还有张掖属国和居延属国，体现了匈奴降汉后汉朝在边地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不同于内地的政治制度，而汉简中对属国的丰富记载则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对研究汉朝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亭、里、聚，每县有多少，职能如何？过去是不甚清楚的，而汉简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基层组织的设置、分布、运行和作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基层社会；郡县及其以下基层吏员的来源、祖籍、出身、门第、任职资格、任免程序、爵秩俸禄、考课升降、抚恤养老等等，在汉简材料中均有最原始最生动的记录；还有皇帝的诏书、朝廷的公文、郡县官府的文件如何一级一级下达到基层？公文如何签发如何传递如何运行，政府的政令如何贯彻，如何监察？汉简中都有极为丰富的实例。

 

与行政组织相对独立的还有一个军事系统，那就是都尉、候官、候长、隧长。都尉秩级略低于太守，受太守节制。但开府治事，另有自己的运行机制，而且边郡不同于内地。内地大多一郡只设一个郡都尉，但边郡尤其是北部边郡，肩负着防守匈奴的任务，所以敦煌就设有玉门都尉、阳关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酒泉则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张掖有居延都尉、肩水都尉和农都尉等等。居延、敦煌汉塞烽隧出土的汉简主要是驻兵屯戍方面的内容，是我们研究汉代军事制度的原始材料。

 

2.为研究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御和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汉武帝开通河西后，第一个措施是把内郡人口陆续迁往西北及河西；第二个措施是修筑障塞烽隧，派兵屯驻。而河西的障塞分四次从令居（今永登）往西延伸，从永登到酒泉、从张掖到居延、从酒泉到玉门、从玉门到罗布泊。而汉简所给我们的知识要比上述传统记载多得多。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敦煌西部到张掖、再从张掖到居延东西500千米的边防线上城障烽隧的分布和戍卒的驻守。比如居延，这是游牧民族从塞外进入河西的重要孔道，是汉王朝当年屯兵驻守的重点。北边有居延都尉，南边有肩水都尉。而居延都尉之下从北往南分布有殄北候官、居延候官、遮虏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等五个候官；肩水都尉之下分布有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等。每个候官下面有若干个候部，候部下面有七八个或者十多个烽隧。候部由候长统领，烽隧由隧长负责，每隧有3—4戍卒。候官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干部。通过汉简的记载，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甚至能够确切地知道当时每个烽隧的名称、隶属关系、戍卒人名、守御器装备等等。还有，戍卒的来源、服役时间、日常巡守、粮食供应、武器装备，伤残抚恤等，也都是汉简的重要内容。如烽火报警系统，烽、烟、表、苣火、积薪等五种信号工具根据敌人来犯的数量、远近、方位如何组合、使用和传递，当时都有最原始的记载留存下来。

 

3.为研究两汉的法律制度、律令条文和法律思想提供了具体内容和典型案例。

 

两汉的法律制度和律令条文在传世史籍中没有留下完整的材料。清人薛允升著有《汉律辑存》和《汉律决事比》，沈家本有《历代刑法考》和《汉律摭遗》，稍后的程书德《九朝律考》有将近五分之二的篇幅是《汉律考》。但它们都属于爬梳剔抉、勾沉索隐方面的辑佚工作，不能反映汉律的全貌。近年出土的张家山《二年律令》是汉律方面最集中的材料，此外在西北汉简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可弥补上述不足。比如萧何九篇之律之贼、盗、囚、捕、杂、具、户、兴、厩，几乎都可在其中找到有关条文。再如诏书律、版诏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罪人得入钱赎品、烽火品约、大司农部掾条等等，这些律、令、科、品、条、约的具体内容可谓举不胜举。

 

此外还有一些完整的诉讼卷宗，提供了研究当时诉讼程序和法律制度的生动材料。著名的《寇恩册》就是其中之一。该册共有36枚简牍组成，全文1526字。是东汉建武初年甲渠候官粟君和客民寇恩发生的一宗经济纠纷的案卷材料。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初三日），都乡啬夫宫根据居延县转来甲渠候官的文书，对被告寇恩进行传讯的口供笔录；即“乙卯爰书”；二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的另一份爰书，除日期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前大致相同；三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都乡啬夫就此案验问情况给县廷的报告；四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廷对案子的判辞。这样完整的司法文书，对研究当时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4.研究两汉邮驿制度的历史标本。

 

古代的邮驿是人际交往的纽带，是政令畅通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那么两汉时期皇帝的诏书是怎么下达，朝廷的公文是怎么传递的？各级官员巡行和出使，外国使节朝贡奉献，一路的车马食宿问题怎么解决？汉简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