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是历史上最早与汉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国家和地区。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汉与中亚关系的实证。比如汉简关于元平元年（前74年）天马的记载，就说明李广利伐大宛时“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20多年后仍然在践行，而且朝廷相当重视，每次都要派官员到边地迎取。结合其他大宛简研究，汉朝与大宛的关系始终未曾中断过。再比如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汉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带贡物要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接待。一路饮食要自己负担，尤其是酒泉太守评估贡献的骆驼时未让他们现场参加，本来“肥”，却定为“瘦”，本来是白骆驼却被指为“黄”，“不如实，冤。”朝廷得到上诉后，便下文一级一级追查此事。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这些简牍材料不仅是研究汉与中亚关系的实物记录，而且是研究中亚各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因为希腊的古典著作中缺乏这一地区的记录，波斯的铭文中也找不到中亚的材料。唯一可以凭借的除了《史记》、《汉书》的简单记载外，就只能是中国西北的汉简了。

 

7.汉简的新材料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个历史的谜团。

 

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北汉简的发现，为我们廓清了迷雾，解开了疑团。举两个例子：

 

比如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通过什么路线传入的？历来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敦煌当时是东西交通的门户，也是佛教流传中土的必经之地。敦煌的佛教何时传入何时落户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原佛教何时传入的一个参照。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所能考证到的最早建造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再往前推，有一个叫竺法护的和尚，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游历西域36国，带回佛经165部。从太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的42年间，曾来往译经于敦煌、酒泉、洛阳、长安各地，其中在敦煌译经为太康五年（284年），酒泉译经为元康四年（294年），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历史上最早的佛事活动。但是悬泉汉简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佛教就已进入敦煌，并有相当影响。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早了200年，从而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的时间提供了间接证据，是佛教传播史上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再比如骊靬与罗马战俘问题。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将军亲率4万大军在卡莱尔与安息（帕提亚波斯）军队交战。结果克拉苏惨败，4万大军全军覆没，幸存者不是被俘就是失踪，留下了世界史上一曲悽绝哀婉的悲歌。与此同时，远在7000多千米以外的河西张掖郡有一个骊靬县，地点在今永昌县西南的者来寨。从唐代的颜师古到清人的地理著作都一致认为：骊靬者，大秦也；大秦者，罗马也。所以骊靬县应与罗马有关。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胡汉4万人马出兵郅支城，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消灭了辗转西迁后留居此地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后来有人把此三事联系起来加以想象，认为在卡莱尔战役中失散的罗马军队曾长期流落在中亚一带，后来被西迁至塔拉斯河沿岸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僱用为守城军队。而陈汤攻打郅支城时俘获的145名俘虏和投降的千余人，即是当年克拉苏的部下。朝廷为了安置这些俘虏，便在今天永昌县者来寨设立了骊靬县，这就是骊靬县的由来。这不仅牵扯到一个县名的由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最早美国学者德效骞于1947年提出这一论点时只局限在学术界讨论，而从1989年以来，各种媒体将此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说“永昌曾经驻扎过一个罗马军团”。学术界撰文提出质疑，终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使这一历史之谜得以最终澄清。但是，汉简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汉简中关于骊靬的记载，是当时埋在地下的原始档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的纪年简早就记载了骊靬这一地名。结合其它简文的整体研究所得的结论是：汉代的骊靬，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现。而且根据汉简中对骊靬机构、官吏名称的记载和经济的发展状况，骊靬县也早已设立。它同陈汤伐郅支无关，更同罗马战俘无关。

 

60000多枚西北汉简是两汉时期的原始档案，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它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很多学科领域，上面的介绍只是粗线条的。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