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吴佩孚怒发冲冠，大骂安福系穷凶极恶一手遮天，动情之处，词若江河，滚滚而下，如山崩峡流，酣畅淋漓。赵倜部读罢无不“传诵欲泣”。不同于其他军阀政客的通电通常由文士幕僚操刀，吴佩孚的通电多是自己主笔，所以有他自己的感情与性情。他通常是在怒不可遏时，任情感自由宣泄，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于是怒骂之作，文气驰骋。民国时期通电文字最初都是言简意赅的，饶汉祥以骈文笔法写通电，被幕僚文士大量模仿，以致通电的骈俪风格越来越浓，长篇累牍，骈四俪六，铺陈用典，辞藻斐然。但过多的辞藻典故有时会淹没攻击的力量，通篇的四六句式也会截断文气的流畅。吴佩孚的通电吸收了骈文之长，又不囿于骈文句式限制，在古典四六对仗和韵律中，开创性地融入现代散体杂文句法，间以排比、比拟、反问等修辞手段，不仅增强了通电的磅礴气势，也增加了骈文的叙事力量。尤其是“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三个排比抨击段祺瑞和安福系，又准又稳又狠，令人拍案叫绝。

　　直皖大战开战之时，吴佩孚讨伐段祺瑞的通电同样是从容挥毫愤慨淋漓：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吴佩孚的高明还在于，他常于通电结尾，将自己的行为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诸如“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之类。这不仅刻画出他“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的“侠之大者”形象，还在他与普通民众之间确立了一种彼此照应、荣辱与共的生态关系，一旦同仇敌忾的反段情绪被引燃，他的诉求也就成了一种被广为认同的共识性表达。这对吴佩孚来说是无往不利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