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在朝廷设五经博士。自此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思想，并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对人民加强思想教化。因此，儒家把教师地位抬得很高，称为“礼之三本”，把师与君相提并论：天地君亲师。汉朝在长安设太学，可容万人，由博士任教师。由地方和长安派18岁的子弟学习，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做官。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地方，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学而优则仕”成了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特点。汉代虽有官学，也有私学，那些经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和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

隋炀帝首创科举考试，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途径。由于教考分离，学生一考上举人、进士，就只认主考官为师，援以为仕进靠山，并以此为荣。而把私塾先生忘得一干二净，因此私塾教师也就有了“冬烘先生”的别称。

唐代，实行尊孔，提高儒学地位，封孔子为文宣王，各学校设孔子牌位。从此官学祭孔沿袭成习。当时学校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他们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教师。教职以官职大小为标准，博士为正五品。唐太宗在视察御史府时，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大喜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培养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忠实奴才，而且使社会人才（包括教师）穷经皓首、心无异志，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

　宋朝除官办学校外，还兴起书院，还有其他私学、蒙学，或称乡学、村学，以及私人设立的“私塾”。私学教师的水平相差极为悬殊，教师旨趣也大不同。有的“不屑仕进，耻事权贵”；有的是“不与时俯仰”；有的当朝大夫以“传道授业”为儒者要务；更多的则是屡试不第，为养家糊口而“教授乡里”。私学教师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以至后来有“九儒十丐”之说。

明清时期，统治者在文化思想教育方面实行专制主义政策，大兴“文字狱”，实行八股取仕。对教师在思想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警惕，采取压制、笼络等政策。教师禁若寒蝉、头脑禁锢、思想僵化，真成了“腐儒”。

　清末教育腐败、没落，外国侵略者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由外国传教士任教师。后来洋务派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教师也多为外国人。直到后来留学生回国后，才开始有了新学教师。

教师在各个朝代有各种不同的尊称。

《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和尊师传统的国度，从古代以来，老师的称谓便很多，其中尊称约有“师氏”、“西席”、“山长”、 “师长”、“老师”、“先生”等，近现代又出现了园丁、人梯、孺子牛、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称谓。 我国有悠久的尊师重道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

“老师”二字，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 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如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一诗：“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