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元礼》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等六次盛世。这些盛世通常发生于王朝前期，且具有如下共性：君主较为贤明、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国泰民安、军力雄厚、法律制度相对健全。不难看出，具备较为良性、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及其贯彻机制，既是形成盛世的外在标志，又是构建盛世的内在条件。

　　一、法律体系被适时修补且相对完备

　　中国古代的盛世，多被称为“之治”，这说明“治”是“盛”的状态标志，而“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法律的适时调整和相对完备。因此，翻开中国古代立法的历史画卷，不难觉察其盛世情结，每一个盛世的出现都伴随着立法的完备和制度的建树。

　　汉文帝即位之初，便下令除苛法，“尽除收孥相坐律令”，废“诽谤、妖言之罪”（《汉书·刑法志》）。汉景帝初即位，又更定法令三十章。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和景帝还进行了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罚改革，这就是“除肉刑”。据《旧唐书·刑法志》：唐太宗登基伊始，即命人对唐高祖所定《武德律》逐一讨论、修改，制成唐律定本《贞观律》；同时因人“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令参掌删改之”；还删修、制颁了《贞观令》、《贞观式》和《贞观格》等各种法律形式典章；从而构建了唐代颇为周密的法律制度体系。形成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是唐代更法创制最为频繁的时段：五次删辑律令格式；编撰《唐六典》，开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先河；编纂《开元礼》，肇始国家正式编礼活动；撰定《律令格式事类》，发端“刑律统类”法典编撰形式；下敕作一系列律法补充规定，仅从《唐会要》卷39、40、41中即可找到二十多个相关敕令。唐玄宗对律法的频繁删修增补，使唐朝律法更臻完善和成熟。

　　据《清史稿·刑法志》：康熙即位初即批准刑部校正律文；康熙十九年编成清朝第一部规范各部、院活动的行政规则——《刑部现行则例》；康熙二十九年完成清朝第一部行政法典——《康熙会典》；还制定了《钦定中枢政考》、《理藩院则例》等一些行政专门法。乾隆年间不仅对已存的基本法典和专门法规进行了续修,而且制定了大量的专门法和特别法:登基初命人对《大清律》逐条逐句加以考证,重新编辑,完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且严密周详的《大清律例》;修成《乾隆会典》和《乾隆会典则例》;制定和续修《户部则例》、《工部则例》、《吏部则例》、《理藩院则例》、《台规》等十余部行政、监察专门法以及《蒙古律例》、《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苗疆事宜》等近十部民族区域特别法。乾隆朝广泛而纷繁的更法修律,拓展了法律作用的领域,且使清朝民族区域立法达到顶峰。

　　盛世君主打破对“先王之法”的定性依附和尊奉的传统习惯,不拘旧制,致力于法律的厘正和修善,构建了更具有时代性和适应性且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为盛世的形成营造了较好的法制环境。